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矛盾的不断凸显，学术界出现了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鉴于这是一个关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大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应对措施。

　　发展经济学认为，当一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3855美元之后，如果经济能继续发展、产业结构能顺利升级，那么，该国就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历史经验表明，这一阶段恰恰是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的关键阶段，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境地，故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它们仍然徘徊在人均GDP3500—6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
　　为什么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实现持续增长呢？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化，而城市化则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的支撑，因而随着农村居民大量盲目涌入城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收入问题及社会保障问题凸显出来。第二，城市各行业和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存在着“增长性贫困”。美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本世纪初，拉美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实际收入已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贫困人口陡增了2000多万人，总数达到2.27亿，占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约一个亿，占总人口的将近20%。第三，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实施全面市场化，导致社会保障过分依赖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这虽然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和压力，却使穷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例如，在这种体制下，养老金、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更多取决于参保人的收入水平和个人市场投资的回报额，这当然对富人有利；而社会下层的失业者、待业者和低收入者则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大门之外。第四，一些国家政府为避免下台，不得不出台对大企业和富有阶层有利的财税政策，以缓解资金外逃、支撑经济景气。同时，为缓解财政赤字，增加生产性、福利性投入，不得不开足印钞机，增加流动性，结果导致通胀严重。还有的国家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不得不寅吃卯粮，大量举借外债。第五，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内需萎缩，从而使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经济失衡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加剧、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缺乏连续性、有效性。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恶化，贪污腐败严重，也严重恶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可见，拉美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

　　200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600美元，已处于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线。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我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经济发展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当前，应特别重视深化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改革，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释放内需潜能，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破除行政性垄断，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第三产业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功能以及吸纳社会就业的功能；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加强社会建设，为发展提供深厚的动力源泉。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处于中期阶段，还需要经历20—30年的发展完成期。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投资、消费双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其中的一个重点是加强社会建设，加快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改革发展，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加快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稳定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增强居民消费倾向；实施结构性减税等有利于扩大消费的财税政策，实现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并带动有市场发展前景的民间投资增长。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创业投资和生产性投资的扩大；进一步放开准入限制，促进金融服务业在竞争中提高能力、加快发展；加强监管，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使金融市场起到引导资源配置、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