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价格开始显著上涨，农民开始不愿以政府收购价卖粮，各面粉加工厂都拿出显著高于政府价的价格到处收粮。尽管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封闭运行，且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失控的风险应该不大，但政府感受的压力绝对不轻松。
　　过去10年，中国滞后6个月的M1增速与当期CPI被发现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当M1增速突破20%以后，随后都出现了物价指数的快速上涨，2004年如此，2008年同样如此。但是当2009年末，M1增速接近40%之后，6个多月过去了，而CPI依然在3%弱势徘徊。我们不知道，从2008年到现在不到3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变化，以至于使得这一精确的数据关系在尺度上大大地“缩水”了一号。
　　中国超发的货币到底有多少呢？
　　2003-2009年，中国央行资产从5万亿涨到24万亿，广义货币从18万亿涨到67万亿 （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的NO.1，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3），中国银行资产从23万亿涨到88万亿。而同期实体财富增长所能解释的有多少呢——名义GDP只涨了1.83倍。
　　实际的物价通胀真的没有来吗？中国的通胀演进逻辑从来就是：货币超发－房价地价涨－物价涨。因为服务性价格的最大成本构成就是地价，好在很多服务性价格要么权重严重脱离实际的需求，要么干脆就进不了CPI，这或许是成就如此温和CPI的唯一原因。通胀开始恶化的阶段多是由粮食等生活资料大幅上涨而引发的。
　　很多人愿意把当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看作是结构性因素，或天气或灾害，而有意抹杀掉其中与货币金融的联系。实则大谬。
　　当超发的货币大量进入资本品领域，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当达到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时，当然要倒逼着推动工资上涨。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也上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上涨。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又会推动着资本品价格以更快速度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而另一方面，当人类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阶段，耕地面积缩小是必然趋势，人类靠什么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靠的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如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化肥的使用，这就使得农业和化石能源建立了天然联系。而今天石油和金融资本的密切相关性，使得当下农产品价格总是紧跟着油价而波动。
　　当下危机的最大悲剧在于纸币价值的幻灭。当危机发生时，政策制定者往往倾向于借货币贬值为错误埋单。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跑不到真实经济里面去，那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在全球金融货币市场（尤其是债市和衍生金融市场）自我循环，一部分跑到大宗商品市场，一部分以热钱形式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市场（楼市和股市）。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出现了相当怪异的现象——真实经济总体萎靡不振，但石油价格再次攀升到每桶80美元；铜价涨到每吨7000美元，接近危机前的峰值水平。以传统CPI衡量的全球通胀水平处于很低水平，好些新兴市场国家资产市场却剧烈飙升（譬如中国楼市），通胀预期急剧恶化（譬如当下的印度）。
　　鉴于全球粮食价格已呈现奔腾之势，明年上半年对于中国央行来讲，又是神经紧张而又左右为难的时期。经济刺激效应的自然消失，经济将可能在明年一季度回落到8%以下，而CPI却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攀上5%（如果没有人为干预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已经有了预防针式的政策建议声音发出了，中国需要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需要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
　　经济学家不可能代替政府决策，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猜想——决策者最可能的行事的逻辑。未来一两年内，中国主动收紧货币的概率依然很低，如果外部环境没有大的变化的话，我想延续8年的中国“宽货币”格局将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