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阶段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慢等因素作用下，下半年经济增长适当放缓已成必然，国内外各种风险因素集聚，使得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结构调整仍是全年政策目标，但下半年调控将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同时抑制价格过快上涨，新刺激政策年内不宜出台。

　　尽管7月CPI突破了3%的警戒线，但笔者认为我国通胀风险正在消退，即使三季度受洪灾、粮价上涨等影响出现阶段性反弹，仍然难以构成持续通胀的基础，PPI已经掉头向下且涨速放缓，未来CPI将趋于回落。但是，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三大风险。
　　第一，刺激消费政策后劲不足。依靠政府补贴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主要指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广大农村居民等低消费群体，这些低消费群体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政策效应难以持久。受制于耐用品消费的周期效应，我国汽车消费和家电消费在政策刺激下继续超速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居民消费前景不容乐观。
　　第二，房地产调控恐拖累经济增长。房地产调控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具有滞后效应，历史经验表明，调控效果会在两个季度后才开始显现。据此可以预计，本轮房地产调控效果将会在四季度比较明显，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滑会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大幅波动，加剧经济下行风险。
　　第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升级。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的飞速发展，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在急剧膨胀。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2010年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有40%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的过高债务如同一枚“定时炸弹”，一旦失去控制，将对国内银行业造成沉重打击，成为我国经济第一杀手。

　　受前期大规模金融救助计划及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上半年全球经济延续了去年的复苏态势。但是，这种超预期的复苏是扩张性政策、库存周期变化等一系列非常规政策短期效用的显现，其可持续性面临较大挑战，经济复苏前景存在诸多变数，使得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堪忧。
　　第一，全球经济呈现差异化复苏。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明显，世界各大机构纷纷上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经济复苏具有很强的区域差异性。从统计数据来看，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领先发达经济体快速增长，美国、日本先后走出经济衰退阴影，欧元区受债务危机影响则相对滞后。其中，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经济过热势头，而发达经济体仍表现为通货紧缩，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失业率依然高企。
　　第二，政府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各项政策，使得各国政府的公共债务规模急剧扩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升级,引发全球金融动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目前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近8%，财政不稳定将严重拖累经济复苏，全球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同时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国际资本正大量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全球新的金融失衡正在形成。
　　第三，各国刺激政策退出策略难以协调。由于全球经济的差异化复苏，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两极化，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依旧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基调不变，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已然走上加息之路。各国刺激政策退出协调难度加大，给全球经济复苏平添新的风险。

　　在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下半年我国宏观调控需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加注重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加强结构性调整，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第一，新经济刺激政策不宜出台。我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是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的回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积极意义，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新刺激政策没有出台的必要。当前要做好的是，把现有的政策尽可能地完善、落到实处，加紧清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切实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二，货币政策回归适度中性。从7月份金融数据来看，M1、M2增幅均出现回落，两者之差持续收窄，经济活跃程度有所下降，M2同比增长17.6%，几乎接近年初拟定的17%目标，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逐渐回归历史平均水平。持续通胀基础不具备，经济下行风险也在增加，支持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政策的理由越来越不充分。货币政策将在上半年调整的基础上，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使其恢复到正常水平。
　　第三，房地产调控不能轻易转向。我国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效果初步显现，投机性需求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以遏制。但是在市场成交量降幅较大的情况下，房价并没有出现大面积松动，整体房价依然在高位徘徊。一些城市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在增加住房供应、改变住房结构、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仍有不足。下一步房地产调控要更加重视增加有效供给，这样可以大大减轻调控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第四，积极财政政策要持续发力。经济结构调整是全年乃至未来长期的政策目标，而调整使得经济增速出现短暂放缓不可避免。为了充分抵消这种不良影响，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不稳固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当刺激政策中最后完全退出的角色，确保政府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连续性和适度规模，在促进居民增收、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推动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