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在上涨，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主要聚集于沿海地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殷存毅教授告诉记者，劳动力价格不决定产业转移。
记者：劳动力价格上涨究竟在产业转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殷存毅：产业转移或企业迁移受诸多因素影响，成本只是其中之一。即便从成本角度而言，企业成本又包括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中，除劳动力成本外，还有水、电、资源、土地等诸多成本。因此，劳动力价格上涨并不是影响产业转移或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因素。
劳动力价格上涨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不仅要分产业来看，还要看该企业在产业中的层次与状况。比如深圳富士康，它处于信息产业中的加工装配环节，是高科技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这类企业，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会很大。
即便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企业也不会仅因为劳动力价格而进行迁移。我们2005年开始对广东东莞的一项跟踪调研显示，除了劳动力成本，企业还很看重迁移中的沉没成本。比如一个企业在东莞经营了10年，人脉、渠道等各环节经营得很顺畅。经营这些网络资源付出的成本，无法随企业转移，到了新的地方还要重新建立。当一个企业算账，发现迁移成本比劳动力成本上涨还要大，便不会转移。
此外，产业转移，尤其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出口加工型产业的转移，还受到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影响。例如东莞的高埗镇，全世界1/5的NIKE鞋都在此生产。随着当地劳动力价格上涨，这些产能是否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不是当地企业说了算，要看NIKE公司的订单怎么下。对于NIKE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制定战略布局时，除了考虑当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外，更看重广大的中国市场。
根据历史经验分析，产业转移应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劳动力成本固然对产业转移有影响，但是不会像人们预期或想象的那样，造成中国工业布局在近期内发生空间上的大调整。
记者：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会使大量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吗？
殷存毅：目前，大陆与上世纪60年代末台湾的处境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当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本币升值压力巨大，资源环境的保护标准不断提高，而且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劳工游行高涨等状况。恰逢当时，大陆改革开放，台湾的加工制造业便马上转移，像制鞋等产业便从此在台湾消失。
但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在发展条件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大陆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很大，如此大的市场支撑，使我们有结构调整的余地，这也决定了我们与他们在产业转移上的路径不会完全一样。
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不仅在劳动者素质、产业链完整度、基础设施配套、政策环境等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我国巨大的发展腹地与市场容量更具吸引力，因此作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中国还将长期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例如台湾的幸福水泥，年初曾在中国大陆与越南之间犹豫，后来听说大陆对水泥等产业进行产能限制，便决定在越南开厂。谁知企业刚建了四条生产线，当地市场就无法消化了，最后企业老总只好又转过头与大陆方面洽谈，谁知在越南开了几条生产线，当地市场就接近饱和了，因此它还要考虑在大陆的发展问题。这就是中国市场的魅力。
实际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产业转移。很多东部沿海企业在中西部设厂，但是东部的研发基地和管理总部并没有转移，甚至工厂都并没有关闭。对中西部的新增投资多是出于市场布局的考虑，属于产能扩张。
记者：中西部地区在产业承接能力上与东部沿海地区还存在哪些差距？这对产业转移将造成哪些影响？
殷存毅：沿海地区在市场环境、国际化理念等方面都比中西部地区要发达，再加上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产业链配套优势等，使其比较优势还将长期存在，尤其是对于出口加工型制造产业而言。前几年沿海地区提出“腾笼换鸟”，是为了让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但是，如果还没有看到“鸟”，就贸然腾出了“笼子”，岂不是未谋其利，先受其害？经济结构调整中，新产业方兴未艾，便让传统产业突然死亡，往往会造成地区经济发生大的滑坡，影响就业，也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东部很多地区也在完善优惠政策，把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留住。
目前，中西部地区的交易成本仍高于东部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国家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公平公正，最低工资的区域差异已经不是很显著。此外，各地也都在比拼零地价、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那么东部与中西部在生产成本上的差异就不大了。反倒是一些外商、台商反映，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办事效率低，难以沟通，只知道“招商”，不知道“安商”，就好像只管卖东西不管售后服务一样，使中西部交易成本比东部沿海高很多。政府应该意识到，办公效率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竞争力，中西部地区目前的产业承接能力尚待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其实就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