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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0 作者：新京报社论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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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罕见地研究了中国的“菜篮子”问题。会议指出，近年来一些地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弱化，措施不落实，蔬菜生产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低，流通设施能力不足，部分大城市蔬菜自给率过低，蔬菜价格大起大落、农民“卖菜难”和居民“买菜贵”并存等问题日益突出。
2009年以来，持续上涨的菜价，让民众多有怨言，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高度关注菜价，可谓正当其时。
菜价的平抑不能寄希望于风调雨顺，更不能完全托付给市场，蔬菜等基本生活用品的流通，属于重大的民生事项，它需要政府负责任地担负起公共服务的职责，“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作为保障居民蔬菜供应的宝贵经验，它不应被忽视，而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进完善。
对于如何抓好“菜篮子”，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6项措施，包括加强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改善蔬菜流通设施条件、落实和完善“绿色通道”政策、提高蔬菜产销组织化程度等，而其中的每一条都大有文章可做。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蔬菜从田间到城市，这一流通过程是菜价上涨的一个因素，但是蔬菜从“进城”到市民菜篮子的“最后一公里”，却是菜价飙升的最大推手，所以，平抑菜价，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
今年6月，央视《经济半小时》曾报道，一位山东来的长途菜贩透露，拉10吨菜到北京，每斤蔬菜平均只能加价两毛钱，5分钱一斤在山东进的西葫芦，到了新发地市场，批发价只有每斤两毛五左右，但到了社区菜市场就翻了4倍，卖到1元一斤。批发价为0.8元的西红柿，到了菜场价格也翻了2.5倍，变成了两元一斤。
不难看到，蔬菜加价最猛的环节并不在长途运输，而是在“批发”到“零售”的这“最后一公里”。但是，虽然菜价暴涨，菜贩们并未赚得“暴利”，中间巨大的利润其实被菜场经营者给吃掉了。原来，在2000年，北京市为了稳定蔬菜价格，曾规定蔬菜摊位每月租金不能超过30元，10年来，国营菜场大多交由私人和公司经营，很小的蔬菜摊位租金普遍已涨到500元左右，翻了16倍，有些社区菜场租金甚至涨到千元以上，翻了30多倍。
这些社区菜场之所以不断调高租金，除了趋利性使然，更因为他们占据着垄断地位。一方面，北京这些年城市改造，大量菜场被拆除，使得城区菜场越来越少，这样一来，菜贩经营的选择余地就很小，他们不得不接受菜场经营者的盘剥；另一方面，北京对流动摊贩严格控制，流动摊贩的蔬果经营不能起到与社区菜场竞争，平抑菜价的作用。
社区菜场要不要完全市场化，这可能是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考验。从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目标看，社区菜场应该和学校、公园、公交站、体育场一样，是一种公共设施，所以，它不宜成为圈钱的工具。城区寸土寸金，或许一些政府部门认为拿出土地建菜场有难度，可是在地价比北京高得多的香港，港岛的中心地段照样有为市民提供丰富生鲜食品的“街市”。香港能做到，内地城市为什么办不到？此外，有序放开流动摊贩经营蔬果，已不仅是便民问题，而且关乎菜价的平抑。
此次国务院平抑菜价的6项措施中已明确要求：加强城市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社区菜店等的建设、服务与管理，在特定时段为流动菜摊开辟专门销售区域。若要这样的意见真正获得执行，在“市长负责制”规定内，还得包括“问责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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