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弊端凸显，难以为继

　　“十二五”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拐点。首先，就业难将成为头号社会问题，压力巨大。“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转轨就业、大学生、转业军人、经济结构摩擦性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等相互交织的“多碰头”局面，尤其是作为失意的精英群体的大学生，处理不好，会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其次，创新受阻，产业价值链低端自锁。长期以来，对国外先进技术简单的引进、消化、逐级跟进，合资合作、用市场换技术、用资源换技术的模式导致我国自主创新缺失，产业创新缺乏技术支撑，竞争力严重不足。在全球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赚取微薄利润，而研发设计、核心技术、销售渠道、品牌运作等上下游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则被牢牢掌握在海外跨国公司手中。再其次，资源能源瓶颈严重，环境承载力不足。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人、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之路，能源、资源瓶颈制约已日益突出，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弊端日显。因此，如何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突围当前就业、产业创新、资源环境瓶颈，成为一大挑战。

　　二、生产力浓缩与转移任务艰巨，城市化质量需要保障

　　城市化进程问题日多，首先是城市化片面推进，重此轻彼导致城市发展质量缺乏内涵，国民心理塑造缺乏创新，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冲突加剧，城市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政府管理层级与行政区划不适应城市化。其次，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未充分发挥。城市规模分布体现为“过少的人，过多的城市”。再其次，城市化依然在城市与农村分割的二元结构上恶性循环，农村地区外延式扩张正成为城市化死结。“十二五”是中国城市化马鞍区的快速爬升区（城市化率在３０％—７０％期间是加速时期），城市化增长率每年要保持在１％—２％之间，这样每年会有１０００多万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现有的城市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不能适应人口的快速增长，如何立足城市，统筹城乡，保质保量推进城市化成为“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又一挑战。

　　三、人口集中，土地集约，产业集聚不同步，区域发展不协调

　　在生产要素的浓缩转移过程中，最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人口的转移、土地集约、产业集聚。人口转移方面，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６５％；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７２％；而我国上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农业人口比重仅下降２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巨大。区域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尤其是与转移农民的速度之间是否相互协调成为问题的关键。土地集约方面，广大农村地区自然村镇的无序扩张成为了占用耕地的最大因素，空心村现象严重，土地浪费严重，土地整合、集约利用成为重要问题。产业定位方面，大多数区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搞小而全、大而全，使得我国形成的产业布局雷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极大地抑制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区域功能的发挥。在主体功能区等区域规划的基础上，立足生产力的浓缩，结合功能定位，考虑人口因素，土地利用和产业发展，合理规划，协调发展，东部引领，中西部全面跟进，成为“十二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挑战。

　　四、产业技术空心化、经济发展缺乏支撑

　　多年来侧重于以廉价劳动力、资源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大多数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基本上只是负责一个工序的包装和组装车间，大约９０％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中国之外，国内产业日趋边缘化、外围化。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投人为代价集聚的庞大的生产能力与极低的收益率的反差，尽显“进步的贫困”中的无奈。此外，位于产业价值链低端、以加工为主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受到美国缓慢或者激烈的成本转嫁。当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低端跟随状态，产业技术空心化，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缺失，主要依靠体力附加、资源附加，难以形成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强有力支撑。如何改变产业现状，寻求科技创新，实现新技术产业井喷成为“十二五”全面发展的挑战性问题。

　　五、当前教育体系弊端重重，改革势在必行

　　教育作为一个大系统，应具有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性。但是无论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内部，还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还是教育与产业之间、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教育与创业就业之间，沟通衔接并不顺畅，彼此间形成孤立的系统。首先，整个教育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反应迟钝，强烈滞后，产业发展与教育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其次，教育与创新、创业、就业脱节，大学生、研究生一毕业就失业，一毕业就待业，折射出书本知识与现实能力的不匹配，创业教育滞后使得毕业生创业精神、自主创业意识、创新与创业能力较为薄弱。再其次，教育未能有效促进社会融合，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功能缺失，致使许多边缘化人群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教育体系内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脱节，职业教育内部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沟通衔接不畅，种种问题使得“十二五”期间面临改革教育制度、创新教育模式的巨大挑战。

　　六、“鸿沟”出现，现代化成果难以普惠

　　“十二五”期间是中国人均ＧＤＰ从３０００美元向６０００美元过渡的时期，也是经济社会所处的快速分化期，进入了“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控重建”的关键时期。各地区发展不平衡，面临着利益的大调整，产生了一系列利益的激荡和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分配。数据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从１９９２年２．６∶１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３６∶１。若考虑到政府对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一比例会高达６∶１。中国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已超过俄罗斯，基尼系数早在１６年前的１９９４年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０．４的警戒线，达到了０．４３４，２００８年更是达到了历史高点的０．６５，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西部与东部之间区域不平衡的鸿沟也在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开，直接形成了“文化鸿沟”、“教育鸿沟”、“数字鸿沟”、“就业机会鸿沟”等等，关注民生，使现代化成果普照全体人民成为“十二五”期间的又一重大挑战。

　　七、服务职责发挥不足，政府职能有待继续转变

　　长期以来，公务员、教师、工人、农民等不同群体享有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按照职业划分的社会保障，产生利益不均等，导致人群分裂，阶层固化，容易产生阶层性矛盾。例如，医疗方面“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剧，教育方面“升学难、就业难”反映了服务型政府职能的“缺位”。“十二五”期间避免陷入挫折与断裂充斥的现代化陷阱，转变政府职能，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关键所在，也是“十二五”期间的又一挑战。

　　八、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联动失衡，合作与互动缺乏

　　管理不畅、沟通欠佳、信息不对称、机制不健全日益超过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创新等原发性因素，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业升级、政治文明的主要矛盾。如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架构之间的互动，创新商业模式，建立“管、产、学、研、创、金”的多元合作机制，实现技术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创业资本、社会资本的耦合，形成社会复合资本，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挑战之一。

　　九、海外投资不足，资源整合利用乏力

　　虽然我国的海外投资事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的海外投资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这与我国经济大国的地位和发展速度极不相称，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不相适应。我国作为ＦＤＩ（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最大的接受国，手持大量外汇储备，海外直接投资却微乎其微。资料显示，引进外商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１∶１．１，发达国家平均为１∶１．４，发展中国家为１∶０．１３，而中国则为１∶０．０２。由此看出，我国引进外商投资与海外直接投资严重失衡，在未来五年，要树立大国形象，必须深入推进走出去战略。提升国际化程度，建设海外中国成为“十二五”的重大挑战之一。

　　十、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矛盾凸现，可持续发展难以推进

　　我国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落后的生产方式，这种严重缺乏科技支撑，无视资源、环境的落后生产方式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生态代价，致使境内诸多人地系统脆弱区出现生态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为生态贫困、经济贫困、知识贫困的严重交织重叠，生态破坏态势持续扩张，局部区域先后沦为生态灾难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不仅会使我国失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也对全国的生态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世界制造业正在大踏步地向中国转移。随着我国制造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国制造对资源的掠夺及对环境的破坏，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构成较大的威胁，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内生态难以承载，国际气候变化成为交锋目标，共同呼唤绿色生产。“十二五”期间如何从复杂系统、可持续、协调、共生角度通盘考虑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又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