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发展模式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对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及其转型带来巨大影响。弥补自身发展缺陷，逐步通过改革和产业革命，引导支柱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成为新兴经济体未来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过往十年，新兴经济体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世界经济的亮点。她们把握历史机遇，通过挖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分别依靠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资源出口，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国际分工、治理结构等面临调整和变革。新兴经济体能否随着资本积累的提高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逐步通过改革和产业革命，引导支柱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成为其未来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一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调整。美英新自由主义模式强调市场自由开放，推崇个人成功和短期经济利益，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只是间接干预。随着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迅猛发展，新自由主义模式也随之飞速扩张。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在全球快速流动，“热钱”在放松管制的国家和地区间无节制地自由进出，“虚拟”资本投机泛滥，虚拟经济过度超越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面临战略调整和转折。美国国会通过了力度超前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同时制定了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计划。这对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及其转型带来巨大影响。
　　二是全球国际分工面临转型。新兴经济体国家依靠劳动力优势实现了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近几十年来，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低级产品，发达国家进口及消费这些产品，成为世界经济的分工模式。后危机时代，这种国际分工面临挑战。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动力不足。危机前美国的消费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７０％左右，危机后其家庭净资产已从６３万亿美元跌到４０多万亿美元，调查表明民众的消费意愿剧减。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出口拉动型增长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俄罗斯借助能源、资源和军工技术优势，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但由于资金不足，不能进行技术改进，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低下。印度把更多的资源投到服务业中，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其农业和工业薄弱，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全球治理结构面临改革。本次金融危机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原有的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已经严重不适应甚至是阻碍世界经济发展，他们非但没有承担起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相反却利用其优势地位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并从世界经济的中心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在解决世界经济失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国际反贫困、应对国际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上，均离不开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全球治理结构的过程中，提高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和作用，能够更好地把实力原则和公平原则统一起来，具有现实性。
　　四是全球面临绿色能源的革命。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根据科学家的观测，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０．７４摄氏度。同时由于气候变暖及环境破坏严重，灾害天气发生的频率增加。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由，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碳排放和减排义务施加影响，设置更多的壁垒，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空间。

　　第一，扩内需、调结构是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型的共同课题。
　　每一次国际经济结构的大调整，都会伴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相对地位的巨大变动。新兴经济体发展大都面临结构性缺陷，俄罗斯以高油价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印度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使后危机时代这些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更为紧迫。为应对危机，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了扩大内需、促进就业的措施，取得了成效。长期来看，能否有效地扩大内需，不仅是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应对这场危机的着力点，也是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同时，新兴经济体国家也要调整过分依赖单一要素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重视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均衡发展。
　　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是对国内几十年来形成的传统模式的变革，具有必要性和复杂性。麦肯锡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消费占ＧＤＰ比重过低，并非来自中国固有的文化差异，而是增长模式、金融体制、社保等体制性、结构性因素共同导致的。调整结构是扩大内需的基础，也是未来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前提。突出问题是调整国内消费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费比例长期偏低的情况。后危机时代，我国应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等，为扩大消费和结构调整提供空间。
　　第二，注重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共享式发展。
　　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收入差距较大、社会不稳定等较多问题。目前，新兴经济体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一腿长一腿短”的问题。比如，巴西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发展偏重于提高国民经济体系的效率和效果，忽视了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中的责任，造成基尼系数不断扩大，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目前，巴西政府已把公平目标纳入发展目标的考核中。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只有注重社会发展，才能为经济进一步增长提供有效的市场需求。
　　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这个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也发生较大波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虽然ＧＤＰ的增长速度很高，但现有的增长模式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我们要促进经济转型，坚持就业优先的原则，把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起来，迈向高增长、高就业的发展模式，迈向社会服务均等化的发展阶段。
　　第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寻求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投入，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普遍偏低。这不仅带来了较大的环境成本，还大幅削弱了产品的竞争力，其结果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资源消耗型产品的出口，透支了国家的资源，获得了微薄的利润而支付了较高的成本，却被享用这些产品的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经济体国家转型势在必行。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要大力发展以新能源、信息、生物等为代表的新兴高技术产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现象严重，又面临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不但能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提速，更能促使我国经济升级换代，从而向全球经济制高点迈进。这是一次机遇，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第四，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业竞争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承认在对待过度创新的金融产品上犯了错误。新兴经济体在此次危机中受到冲击相对较小，与其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有较大关系。但也要认识到，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不高，市场规模较小，金融体制较为封闭，金融创新相对滞后。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若要在全球治理变革、金融格局洗牌、低碳经济革命中拥有发言权，金融市场的发展势在必行。新兴经济体应汲取发达国家的教训，更快更好地推进国内的金融改革。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新兴经济市场也成为国际游资的主要战场。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将不会再是“防火墙”，有效监管刻不容缓。新形势下，要求监管层对金融风险的监测必须站在全球的角度，把监管放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变化、经济结构调整的框架下进行，以提高风险控制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