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求看，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供给毫无疑问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无论是从资源供给看，还是从减少排放考虑，需要进行能源革命，选择新能源。然而，新能源有不同的类型，也有中间过渡技术能源和终极技术能源，如何选择，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问题。周天勇教授提出，“十二五”时期，可以考虑实行赶超战略，即主攻氢能源的战略。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能源技术路线？
周天勇将新能源技术分成三类。一类是传统技术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由此产生二次能源——电。第二类是中间过渡技术能源，如动力煤改油，这是过去的内燃机用能源；动力油改电，这是现在汽车用电瓶等技术；还有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第三类是人类需要能源的终极技术能源——氢。

　　中国经济时报：常规的技术演进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能源替代战略，即先是传统能源，如煤油气所发的二次能源电，替代石油和天然气，用作车的动力；然后发展技术较为成熟的太阳能、风能、核能、水能，替代一部分传统能源；最后到发展终极氢能源。您说的赶超战略，就是要提前发展氢能源吗？
　　周天勇：从中国的情况看，路径可能是水能发展；煤的二次能源电替代石油和天然气，进行技术研发，将其产业化，并回收投资；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技术研发，并产业化以及投资被回收；最后到终极能源——氢的研发成熟，产业化并替代中间过渡技术能源，以及回收投资，并永续利用。这样在时间的安排上，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２０年，还是主要用传统能源，开始发展中间过渡技术能源，２０世纪末期，形成混合能源结构；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４０年或者到２０５０年，主要发展中间过渡能源产业，替代传统能源，开始发展氢能源；最后到２０４０年或者２０５０年时再大力发展氢能源，让它产业化，替代中间过渡技术能源。这就是循序渐进的能源发展战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采用常规能源技术演进路线，即采取能源发展的跟随战略吗？产业规划中遇到的难题是，如果能源发展采取跟随战略，或者称之为跟进战略，就是跟在发达国家能源技术和产业演进的后面，与他们有一个时间差，他们先研发和发展中间过渡技术能源再产业化，然后他们将技术和产业转移给我们，他们再研发终极技术能源，并将其产业化。他们用终极能源技术和产业替代中间过渡技术能源产业时，我们正处在大量使用中间技术能源的阶段。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可能用终极能源替代中间过渡技术能源后，我们还要运用中间能源过渡一段时间以后再接纳终极能源，别人发展完了我们再跟随。
　　能源跟随战略，有利有弊：利就是研发在先，技术成熟，可以引进、消化，国内也有现成的技术，初始投资和产业化成本相对较低；弊就是，氢和其他新能源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液晶替代显像管、数字替代磁带的关系，煤电替代石油和其他受限制新能源毕竟是中间过渡技术。如果氢能源技术成熟很快，中间能源过渡技术产业的投资将会是巨大的损失和浪费。
　　紧接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是：中国在能源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有没有可能采取跨越和赶超战略呢？也就是说，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能源技术发展进程，跨越中间过渡技术能源阶段，直接进入终极技术能源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氢能源技术的研发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国内有的研究更加先进和更加实用，并且成本比国外低。解决关键部位的技术，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能源技术和产业“淘汰——替代，再淘汰——再替代”这样一个路径来发展我们的能源？第一，中国在能源技术和产业类型的选择上为什么不能跨越式发展，为什么不能采取赶超战略？第二，中国为什么还要像黑白电视、彩电、显像管电视、录像机、胶卷等技术一样，非得走“引进——被淘汰，再引进——再被淘汰”的老路？第三，中国为什么要作为国外中间过渡能源技术的产业化基地，让他们赚回中间过渡能源技术的投入和研发成本，再赚取利润？我建议，中国在能源技术方面，是不是没有必要再经过能源的中间过渡技术这一阶段；中国在能源战略选择上，有没有可能采取赶超战略，即主攻氢能源的战略。

	终极氢能源技术选择的障碍是什么？
发展氢能源战略的“利”不言而喻。氢燃料没有废弃电瓶等固体污染，氢的碳排放几乎为零，能极大地缓解中国未来碳排放压力。如果是煤二次变电还得排放，煤变成电，电用到电瓶上，电瓶用到车上还得是煤来发电，还得有排污。氢能源如果代替煤，今后矿藏煤加工的附加值比现在用来烧的附加价值要大得多。氢如果替代煤变电，可以减轻煤的运输压力和运输能源消耗。如果以后国际贸易中有碳关税，我们采用氢能源，产品的竞争力也比较高。

　　中国经济时报：不同技术能源战略选择有背后的利益博弈。传统技术、中间过渡技术和最终技术都有既定的利益，其研发投入的利益，技术偏好的利益，正在运转的不同技术能源厂商的利益，这些利益不可能不影响中国能源技术路线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障碍。
　　周天勇：我认为这是客观的，也无可非议。比如一些厂商在动力车的电瓶、动力装置等方面的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如果某一天停止其应用和产业化，而改为终级技术能源氢，则研究和投资电瓶车的投资者和厂商，损失将非常巨大。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要选择对国家、民族和未来有利的能源发展技术路线。
　　假如国家最终选择走终极能源技术的路线，那么有一些国家过去鼓励过的中间过渡能源技术，甚至已经建设了中间过渡技术能源工厂的，如电瓶、电动车等等，其退出损失，国家应该给予补偿。
　　中国能源技术路线的选择一定要慎重，做到几个“避免”：第一，避免中国在能源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方面总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第二，避免中间过渡能源技术投入造成巨大的被替代损失，包括投入成本和退出成本；第三，避免成为发达国家收回中间过渡能源技术研发投资成本，并赚回利润的场所。

	能源发展采用什么样的运作模式？
在下一个２０年中，主要发展中间过渡技术能源，还是中间过渡技术能源与终极技术能源混合发展，还是主要发展终极技术氢能源，是三种不同的模式选择。另外，政府推动模式也不一样，政府主导先选择中间过渡技术能源，还是中间过渡技术能源与终极技术能源共同发展；或者两种技术能源发展都试点，这是不同的推动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哪种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
　　周天勇：我建议，（１）由于能源技术战略选择非常重大，希望组织各方中立的专家形成多个背靠背的研究组来论证这个问题。对中间能源技术与终极能源技术的可行性、成本、风险进行评估，得出意见。（２）对国内氢能源技术研发、应用等情况进行一次普查和摸底，做到心中有数。（３）了解世界各国氢能源研究应用的情况，考虑能源技术的引进，是引进中间过渡技术还是引进终极技术？国家给中间过渡能源技术应用推广和氢能源技术应用推广同样的试点场所，长远来看在政策支持力度上国家应该着力支持终极能源的技术路线。
　　作为一个经济学方面的学者，我也认为，不同技术能源结构的选择，最后还是取决于成本和市场的认可，并不取决于国家。如果煤便宜，用户就会用煤而放弃电。政府对新技术能源只能支持，通过补贴、采购，将传统能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如电池技术阻止了氢能源技术的发展，就得考虑煤发电的碳排放和污染处理，生产电瓶的污染处理，废弃电瓶等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理污染就要加税，让这个问题作为企业的成本内部化，使其成本高而氢能源使用成本相对低，这样氢能源就能发展起来。但是政府不能完全替代市场，否则成本可能非常高。
　　选择中间过渡能源技术，还是选择终极能源技术？我只是将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提出来。我不是技术专家，只是在成本、替代损失等方面考虑得多一些，我也没有多大把握。希望能展开讨论，使国家对能源发展战略的选择作出科学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