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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总体较为明朗，然而连续实施了近七个季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因素也开始抬头，主要表现是财政风险的迅速积聚。尽管各国都认识到了重整财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在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之间的抉择异常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分析上半年世界经济的运行，在经济增长、金融风险财政化、政策选择、中国作用等四个方面做出了基本判断。2010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态势未变，部分指标增速回落，但这种回落在当前环境下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良性的。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国财政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支减收的效果明显。本文的最后，在当前的环境和发展阶段下，对公共财政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位与解读，以此作为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依据和取向，并提出未来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
2010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总体特征是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积聚。欧洲部分国家仍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沼，复杂化了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危机本身发展的进程，但从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来看，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仍是复苏。目前世界经济已经恢复增长这一判断基本得到普遍认可，但对经济持续复苏没有充分把握，因为扩张性的反危机政策从实施到现在，积累了较大的财政风险，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造成威胁。所以在财政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下，世界各国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基本上做到了有进有退、松紧搭配，但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担忧经济衰退，面对刺激政策退出较为谨慎；发展中国家更担忧宽松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刺激政策退出已经渐入日程；欧盟部分国家由于深陷债务危机被迫收紧财政政策，同时保持货币政策宽松以支持增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成效显著，总体上保持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短期财政风险不突出的良好发展态势，并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推动力量。
基本判断之一：世界经济初放晴——已经恢复增长
各国官方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经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保持增长；日本已连续四个季度实现增长，经济步入复苏轨道；欧洲尽管身陷债务危机，但总体来看，并未脱离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大趋势，据二季度经济学家调查报告显示，西欧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估连续三个季度回升，欧盟委员会也调高了增长预期，欧盟企业经理人和广大消费者对总体经济变化态势也持乐观态度；亚洲继续扮演着全球经济复苏领跑者的角色，与第一季度相比，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经济学家信心指数强劲回升，创6年来新高。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更为超前，在经历了加速增长的过程之后，部分指标增幅回落，既实现了复苏，又平抑了通货膨胀预期，经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成为平稳着陆的佼佼者。
基本判断之二：经济复苏又遇阴霾——金融风险财政化
经济危机和反危机政策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是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掣肘，尤其是目前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困扰，在发达国家表现为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通货膨胀。美国的财政风险主要体现在赤字和债务风险，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分别为10.6%和90%。奥巴马已经认识到，国家要长期保持经济复苏，还必须负起财政责任。日本的财政问题几乎已经走到了财政危机的边缘，目前的国债负担率为189%，预计2015年这一比率将达250%。菅直人说：“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不晓得日本的财政还能够支持多久。”欧盟当前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也是各成员国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产生的高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希腊债务危机将世界关注的焦点引向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据悉，自2008年以来，欧盟成员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额增长了3倍，2010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达到7.25%。目前，欧盟27国中已经有20国出现赤字超标的现象。韦伯说：“除了减少财政赤字外，别无选择。”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在亚洲表现更为突出。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亚洲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将由2009年的1.5%上升至4%。
从理论上看，金融风险财政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是由财政宏观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决定的。当金融危机足以动摇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时，财政就要实施宏观调控，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在实际中，虽然金融风险财政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金融危机转化为财政危机的结果却并不必然出现。这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金融风险的程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要金融危机的范围和破坏力度还在金融调控的能力之内，金融风险与财政的关联就还是间接的。然而，在这场全球性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中，市场机制的调节能力已经不能够独立引导经济走出危机，而财政救助措施成为先锋和主导力量，金融风险财政化成为现实，并且正由过程向结果过渡。
基本判断之三：驱散迷雾的法宝——政策持续、政策退出与政策协调
后危机时期，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是两难选择———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如果持续刺激政策，将难以保证财政安全，也可能进一步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启动刺激政策退出程序，则整个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收效，甚至牺牲经济增长，发生“二次探底”。我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推动经济持续复苏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但必须考虑财政安全，财政政策酌情收紧或不再出台新的宽松措施，同时，为了不影响经济复苏，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政策的敏感度较强，经济复苏的过程较短，但也同时诱发了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其转为恶性，只能将安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收紧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但同时必须考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因此，后危机时期，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视情况有弹性地退出，由于遇到的问题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方向也应有所不同。目前各国的实际做法虽然还没有完全走上这一轨道，但已初露端倪。美国一方面坚持刺激政策持续，另一方面有重整财政的行动目标，地方政府已经启动了紧缩政策。日本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紧缩并列为经济复苏的首要难题，其宏观经济政策只能走结构性调控之路：刺激政策持续和退出并进，一边紧缩财政，一边放松银根，做好政策的协调配合。欧盟集中全力治理财政风险，为了保持复苏势头，宽松的货币政策须持续。威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是通货膨胀以及高通货膨胀预期，以亚太地区为首，掀起了一轮刺激政策退出的浪潮，收紧的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暂时保持连续。
目前来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刺激政策都不应该绝对地退出和持续，应该是科学地“有退有进”，对症下药，同时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搭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发挥最大化的政策合力。在后危机时代，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艰巨使命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只有齐心协力营造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实现本国复兴。从经验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内协调已经成为常态，但国际协调机制还没有搭建起来，直接原因是各国利益分散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实际来看，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一个初步的政策国际协调平台，但是一开始就期望实现多边协调不大现实，难以达成有效一致。此次多伦多峰会各国达成的预算赤字减半目标也未必真正能实现。因此，相对于国际协调来说，地区协调更容易实现，相对于多边协调来说，双边协调更容易实现，所以，可以从地区和双边协调开始，逐渐向国际协调推进。
基本判断之四：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中国的推动
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较好地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
从全球视野中看，中国既没有陷入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和债务危机，也暂时摆脱了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困扰。而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内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逐渐解决。面对“全球失衡”的现实和全球“再平衡增长”的需求，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员，有能力也愿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吸纳、整合、发展、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早日实现“再平衡”和世界和谐做出贡献。在多伦多峰会上，中方提出四点期待：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峰会前完成份额改革目标，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发展问题更多关注，为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供政治支持；继续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说明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尽可能地发挥推动作用。如果这些期待都能实现，世界经济必将稳步向前发展，实现平衡增长将指日可待。
闫坤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于树一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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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