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一定不能忽视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无视对参与这场新战略的各方“利益群体”赋予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不能跳过为保证这一新战略有序健康地发展必需的准备阶段。否则，千篇一律追求搞形式上的、不可持续的且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升级”或“结构调整”，势必形成另一种形式的“资源浪费”。
　　今天全球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真正“突破口”，就是要尽快寻找到能形成“共识”的“新增长点”，而且，大家都希望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中确立好自身的主导地位，不至于让本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处于收益和风险分配的劣势地位。今天，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地通过“区域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近日，已划定了八大经济圈，而十三个区域发展规划又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此推动结构调整的步伐，探索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对改变增长模式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首先，过去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让人口庞大的中国社会在“农民工进城”和“外资引进”的有机结合过程中，发挥出了史无前例的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中国人基本摆脱了其温饱不足的贫困状态；但也留下了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发展水平的失衡，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劳资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等“不和谐”难题。因此，现在通过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来增加城乡和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就是对以往“不和谐”的增长方式的一种制度修正，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的一种“结构调整”。
　　其二，配合区域经济发展，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为了改变过去区域发展“同质化”现象。危机前，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当地就业、增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税收来源，就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比较优势和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可持续的投资环境这类问题，争先恐后地招商引资或“透支”偿付能力，结果，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生产方式中所隐藏的财富创造的高“代价”与收入分配扭曲被严重低估了。危机后，此类问题又以新一轮“同质化”的“铁公基”项目的投资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债”膨胀的形式出现。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各地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正是为了摆脱长期以来这种“好大喜功”的低效率投资行为，兼顾各地的区域优势特征，相应推出有利于产业集群、城市集群的优惠政策，进而充分调动各地经济发展的活力，提高中国社会整体抵御内外冲击的能力。
　　其三，因为全局平衡发展的意识淡薄，致使各地政府在地方本位主义的冲动下竞相比拼，GDP虽然上去了，但重复建设，互不配合所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现在，通过推行“区域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就是力图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形成国内有效的“合作与分工”机制，从而降低不必要的“同质化”生产和“重复建设”。由此，考核地方政府的行政绩效，就要从过去单纯的GDP总量考核改变成对同一个区域内人均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这类经济和谐发展“质量”指标的考核。
　　但是，当我们要想达到上述这些所期待的“理想效果”时，一定不能忽视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无视对参与这场新战略的各方“利益群体”赋予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不能跳过为保证这一新战略有序健康地发展必需的准备阶段，这也是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否则，对“新增长点”的探索和经济活力的培育，势必形成另一种形式的“资源浪费”，或者出现更严重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行为，以及因为人才、资源、制度甚至“价值观”的匮乏，使得这一轮改革的主体，在参与这轮结构调整过程中“力不从心”，甚至不得不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越来越严重的矛盾再次留给“未来”。
　　比如，今天一些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真突出到需要那么多城市群同时去大力发展“城市化经济”、推进大都市建设么？此刻，那么多地方政府刻意地强调同时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方针，从长远看，可能是以牺牲原来资源相对丰富、比较优势相对明显的部分区域所形成的高效发展为代价，其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反而可能削弱了中国经济整体应有的持久的活力和竞争力。所以，千万要避免有些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发展条件、为争夺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巧立区域规划的名义这类破坏效率的行为。否则，很容易人为地造成一些原本有活力的城市因为出现“农民工荒”而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涨工资”的现象，进而导致相当一部分受到利润打压的“产业资本”慢慢地转向追求短期财富效应的“金融资本”，给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挑战。
　　另外，那些没有很好地设计过长远规划的所谓新战略，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根本经不起残酷的竞争，以致规划成了“形象工程”，那是宝贵资源的最大浪费。
　　最近笔者在地方调研的过程中注意到，国内很多地方不顾人力资本和投资条件是否具备，都在大搞新能源产业，后来才意识到，很多从国外“转移”过来的新能源产品的制造环节，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要比传统行业还要耗能！而且各个地区为了争夺这样的订单，还不得不尽量向外商“让利”，造成的结果就和其他加工贸易行业的情况一样，只能得到很低的附加价值。若是这样的“产业升级”，岂非徒有虚名？
　　总之，今天我们在探索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增长的新动力时，更应该多在制度上支持劳动力从资本匮乏的地区流向资本较为密集的地区，更应打破行政的垄断，提高“农村土地”在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率，并鼓励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进行跨区域、跨行业的投资和并购行为，以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活力。近日国务院发布鼓励民资新36条实施办法与分工的通知，发出了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各地政府理该为有条件的企业 “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提高行政的审批效率，也更应尊重和支持一部分地区的企业家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各自的优势战略，而不能够不顾地区发展的阶段特征，去千篇一律地追求搞形式上的、不可持续的且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升级”或“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