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全球过剩产能如何消化？发达国家希望新兴市场减少生产、扩大消费，其潜台词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产能化，但新兴市场需要压缩产能。对中国而言，需要避免的是以新增的需求支撑发达国家的过剩产能，但自身的过剩产能却无法消化。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相对价格如何调整？美元是强还是弱，更多地取决于美元在一个时期的战略。考虑未来一个时期美国的战略需要，美元可能在未来两三年保持相对强势，然后走向贬值的道路。美国有巨大的国债融资需求，美元保持高估会增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但筹资压力减轻后，美国需要美元贬值以恢复其经济的竞争力。80年代初期美元的持续高估和80年代中期开始的贬值，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主权债务高企是否会引起世界经济二次衰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快了政府去杠杆化的进程。加上消费者持续的去杠杆化，总需求不足将在很长时间制约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二次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二次衰退可能没有第一次那么猛烈，但时间无疑会更长。如果二次衰退真的到来，无疑将为我国外储投资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第四个问题是，美国到底走向通缩还是通胀？美国作为一个净债务大国，其利益就会受到实质性损害，通胀对美国更为有利。美国现在的货币投放，类似于从 “梯田”的顶端放水，首先被淹的是地势低洼的地方。这些地方就是资金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利率较高、本币有升值可能、资产有升值可能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如果美元持续放水，通胀和资产泡沫将先从“地势低洼”的国家开始，然后逐渐影响到货币中心国家。

　　应对之道

　　中国要努力避免成为美国调整的成本承担者，在三个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第一，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摆脱对外需的依赖？第二，能否避免成为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受害者？第三，能否避免外汇资产的重大损失？为此，应该因势利导，通过综合应对措施促进外部和内部的共同平衡。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经济转型。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已经是顺理成章。应通过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社会保障等方式促进这一过程自然实现。而收入分配的调整，无疑将为内需扩大和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和支撑，夯实长期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基础　。
　　第二，限制投机资本增值空间，防范形成资产泡沫。“广场协议”后日本大量产业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催生资产泡沫的教训也必须牢记。如果我国的产业资本大量放弃实业，涌入虚拟经济，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可取的办法是限制投资资本增值空间，避免境外热钱“剪羊毛”。
　　第三，缩短美元债务久期，着眼于经济长周期调整外储资产配置。80年代早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一度高达10％以上，这对我国外储投资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应抓住当前美国长期债权收益率较低的有利时机，缩短美元债务的久期。如果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处于十分有利的空仓地位。届时，运用外汇储备支持国内企业参股或收购发达国家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制造企业，无疑具有财务和战略上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