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及随后演化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令世界经济遭遇数十年来最大"寒流"。金融风暴肆虐全球，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暴露无遗。进入2010年，也是危机后的第一年，在这个被称为“后危机时代”的时期，世界经济真的会“冬去春来”？对于今年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于中国国内的企业来说，金融危机的成本代价到底有多大？中国银行业又将面临着哪些难题，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网专访了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王丽丽女士。
中国网：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对当前经济形势，很多人会用“后危机时代”来表述。您对“后危机时代”是如何理解的？它具备哪些经济特征？
王丽丽：“后危机时代”主要是指金融危机已相对缓和但危机的深远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特定阶段。从“后危机时代”的内涵来看：一方面，金融海啸已基本平息，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已帮助全球主要经济体走出衰退阴影、步入全面复苏，全球金融体系重回平稳轨道，国际银行业渡过生存性危机并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另一方面，金融风险并未彻底出清，特别是主权债务风险仍在持续蔓延和升级，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体系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讲，“后危机时代”是一个相对缓和和未知动荡并存的时代。
我认为，“后危机时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全球经济将经历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本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之一，“再平衡”过程有助于解决危机的根源问题，促进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再平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增长模式的调整。发达经济体将逐步改变高负债下的过度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逐步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二是市场份额的调整，新兴市场不仅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并超越了发达经济体，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亦大幅提升（2008年达到60％左右），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第二，金融体系将经历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金融体系的高杠杆化率助推了危机前资产泡沫的不断积聚，并在泡沫破灭后显著放大了金融风险。在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趋向于降低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更多地回归传统业务，以实现稳健经营。“去杠杆化”过程将导致全球流动性由过剩转向收缩。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衰退，部分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过于强调自身经济利益而不是互惠互利，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全球贸易将会因此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复苏亦会面临不利影响。
第四，金融监管强化成为大势所趋。各界在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进行反思时认识到，金融监管的疏漏对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负有较大责任。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动向来看，尽管利益各方仍在不断地协调和博弈，但金融监管强化已经是大势所趋，这必将给全球金融业带来深远的影响和改变。
第五，低碳或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的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因此，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危机后纷纷致力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以推动自身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取得先机。新科技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将通过提高全球范围内的全要素生产力为复苏提供动力。
中国网：后危机时代，是不是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危机很快就要过去，世界经济真的“冬去春来”？或者还需要多长的过渡期，真正复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什么？
王丽丽：我个人认为，后危机时代到来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将立刻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繁荣时期，全球经济复苏将是缓慢、曲折和差异性的过程：历史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短期，IMF的研究表明，就大部分经济体而言，危机过去七年后的产出水平依然低于危机前10%左右。
深层次看，危机对产出水平的不利影响则源自信贷紧缩对长期资本要素的抑制作用和创新速度放缓对全要素生产力的抑制作用。2009年下半年至今的全球经济反弹主要归因于刺激政策滞后效应的全面显现，美国的消费、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均离危机前的水平有较大差距，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也尚未带来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鉴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且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将从高峰逐渐回落，后危机时代伊始的全球经济增长将较为缓慢。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主权债务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复苏速度不一致导致各国政策调整不同步、局部地区资产价格增长过快、金融监管可能由“不足”转向“过度”等。其中，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度扩散和持续升级成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伴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近期演化，全球金融风险的结构更趋复杂；全球恐慌情绪迅速积聚，资产价格大幅下降，全球股市普遍缩水；在次贷危机的剩余影响尚未完全显现的背景下，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又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海外资产质量下降的潜在风险。
短期内，由于传导时滞的存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整体影响尚不明显，欧洲经济的复苏基调没有改变。长期内，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希腊停留在衰退阶段；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长期经济增长可能也将受到明显的拖累；如果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刺激政策无法与财政巩固计划有效协调，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将大幅加大。
中国网：在当前这个时期，各国政府为经济救助措施支付的成本代价正在显现。对于今年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于中国国内的企业来说，这种成本的代价有多大？您会有哪些建议送给那些仍未走出危机影响的企业？
王丽丽：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各国政府为经济救助措施支付的成本代价正在显现。这种成本代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引发的高额财政赤字使主权债务风险凸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救助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全球各经济体加大了举债力度，导致相当部分经济体债务负担过重，财政赤字问题日益凸显，违约风险由微观个体向宏观主权转变的趋势开始出现。
二是超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通胀风险和局部地区的资产价格泡沫。在危机恶化期间，市场流动性急剧收缩，全球主要央行实施了包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内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向全球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增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
三是市场信心过度依赖政策支持，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对政策支持的依赖程度仍然较大，市场信心的稳定性相对较差。一旦政策退出信号有所加强，市场又可能迅速出现悲观情绪，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对实体经济复苏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从中国情况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了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到位，中国经济成功避免了危机的冲击，率先回升向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但也应看到，这种非常规的刺激政策也使得经济运行中累积了一些负面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私人需求的回升力度弱于公共需求。一是民间投资回升力度仍显不足。2009年投资高增长主要源于政府主导力量，全年国有投资增长持续快于非国有投资。进入2010年以来民间投资状况有所改观，下一阶段民间投资可望逐步接力政府主导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二是居民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总体呈下滑趋势，近两年消费增速开始缓步回升，但在当前外需对经济贡献减少，投资高速增长后劲不足，经济增长方式亟需转变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其次，产能过剩风险增大。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国内产能过剩风险有所加大。不仅以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等为代表的中上游工业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以部分机械制造行业为代表的中、下游工业制造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行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产能过剩的问题。此外，为解决投资资金来源不足的约束，近两年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部分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其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其三，通胀压力有所加大。2009年年底以来，国内物价呈现较明显的触底反弹态势。2010年4月份，CPI、PPI分别同比增长2.8%和6.8%，创近18个月和19个月新高。当前通胀风险不容低估，主要原因在于：一是2009年资产价格的较快上涨强化居民通胀预期。二是前期货币信贷的较快增长推动物价上涨。三是投资需求旺盛、投资增速较高是通胀压力上升的重要原因。从历史数据看，投资规模过大、增速过快往往是物价较快上涨的推手，尤其将加大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此外，投资高增长还会推高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动CPI涨幅上行。
其四，房价呈现较快上涨势头。2008年12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房地产市场销量大幅下降的情况，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信贷、税费等方面实行鼓励住房消费的政策。政策实施一年多来，效果显著。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9年国内住宅平均价格同比上涨25.1%，创2001年以来最高。目前北京、上海等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租售比、住房可支付能力等指标已偏离历史均值水平。以上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反映在企业层面，则体现为：首先，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投资市场准入方面存在较大的门槛差异，民营企业投资渠道仍相对狭窄；其次，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效率不高，企业经营效益较低；再次，通胀风险上升尤其工业品价格较快上涨使得企业面临成本上升的挑战。
目前来看，虽然我国经济回升势头进一步巩固，经济结构不断呈现积极变化，但部分企业仍未完全摆脱危机影响。为此，建议企业在经营中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注重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建议企业立足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来进行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对企业产品进行细分，着重发展市场占有率高和竞争力较强的产品，适度提高经营业务的集中度。同时，进一步推进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培育核心竞争力。
其次，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系统，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危机爆发后，内部控制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内部控制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包括各项业务、业务流程中的各个环节和企业的每一个成员。建议企业针对自身经营特征，建立一套严谨规范、行之有效的内控系统，切实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其三，逐步转变经营理念，打造价值型企业。在当前产品供大于求的市场状况下，建议企业逐步转变以规模和盈利增长为目的的经营理念，以“实现顾客价值”作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即，关注产品的生命力、质量和品质，以顾客需求为根本进行产品设计和生产。
其四，拓宽融资渠道，选择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银行。对于受危机影响尚未走出困境的企业来说，保持合理充沛的现金流至关重要。建议企业根据各商业银行已有的金融产品选择适合自身融资需求的银行进行融资。除间接融资以外，企业还可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寻求财政资金扶持等多种途径来满足资金需求。
中国网：今年，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我国的银行业又面临着哪些难题，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王丽丽：今年是危机后的第一年，不仅宏观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导致银行经营的政策把握和风险控制难度加大，而且危机中出台的超常规经济刺激政策对银行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难题：
一是大规模信贷投放引发的不良贷款风险有所抬头。过去两年的特定情况下，一些本可以不上的项目得到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的支持，一些本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未能及时被淘汰，一些本必须萎缩的产能继续保留了下来甚至有所扩大。在下一步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过程中，银行贷款质量将经受一定的考验。
二是大规模信贷投放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所降低，而目前保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长期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如果不能抓紧形成一个保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长期稳定的机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银行业可能由于资本限制而导致信贷投放能力弱化，进而影响到银行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支持力。
此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西方现行金融体制的弊端，而中国的金融模式却在危机中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因此，中国金融业发展方向不会因金融危机而放缓或者改变。中长期来看，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将是：
第一，与推进资本市场建设相结合，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但利率市场化不能在贷款仍然占商业银行资产主体的情况下实现，否则可能导致银行体系的财务危机。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在于，只有推进资本市场的建设才能使大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得到强化，商业银行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经营转型，把主要的精力和经营重点转向为企业、个人消费和资本市场的服务。
第二，用好我国外汇储备，运用并购贷款、搭桥贷款和买方信贷等金融手段，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并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扩大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第三，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本质上并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危机的形成和爆发主要是过度追求利润、缺乏监管和设计过分复杂的结果，因此危机不影响也不能扼杀金融创新。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金融创新滞后于实体经济。只有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才能有效地分散并降低风险，增强市场流动性，丰富市场投资品种以及增加投资获利渠道。第四，稳步推进中国金融业综合化、国际化经营模式。综合化、国际化战略的内涵不仅仅是布设全球化网络，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各个业务条线灵活配置资源，实现分散风险和增加收益的双重目的。
中国网：身为全球盈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您怎么看待在“后危机时代”工商银行所面临的“危”和“机”？
王丽丽：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较为敏感的政策环境，可能会使我行经营发展面临一定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保持盈利持续较快增长难度较大。如何构建更加稳健、均衡、多元的发展模式，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努力突破的重大课题。
二是风险管理面临新的压力。危机中的两年2008、2009工商银行保持了优良的资产质量，但是宏观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和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使信贷风险增大，同时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步伐的加快，金融创新的推进，对我们传统的风险管理体制、机制和模式都带来一定的挑战。
三是部分领域的市场竞争优势受到挑战。目前，工商银行在国内绝大多数业务领域保持同业领先地位，但部分业务、部分机构的领先优势正在受到同业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趋于稳定，一些国际大银行注资、重组及整合逐步完成，其原有的行业优势、机制优势将会逐渐恢复。
挑战孕育机遇，在后危机时代，我行亦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首先，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我行培育更多的利润增长点。其次，产业格局的调整有利于我行信贷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再次，贷款议价能力有望增强，银行资金收益可能进一步提升。在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下，预计今年贷款规模较2009年将有所下降，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助于提高我行贷款的议价能力。第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一系列促消费的举措将给我行个人金融业务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