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高强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发表自己对政府预算公开相关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政府本身的开支水平与全世界很多国家相比，并不太高。一是我国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要低，二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也比较低。（《新京报》6月17日）

    姑且不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公务员工资与“很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有无可比性，就眼下来看，公务员工资其实有“两极”分化现象，在贫困地区偏高，在发达地区可能并不高。不过，这并不表明公务员就属于低收入群体，只要看其住房条件、出行车辆，乃至子女出国留学等情况便一目了然。若只论公务员工资单上的名义收入，而忽视种种潜收入，显然无法取信于民。
    就算我们将那些动辄金额甚巨的腐败案例归于少数与个别现象，实际上，许多公务员享有种种潜在利益，早就不是什么秘密。除了政策规定内的福利待遇，往往额外还享有诸多不被追究的附带利益：从低价、大面积集资房、福利房，到子女优先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从公务员为家属和子女就业不惜冲锋陷阵，到“官二代”现象的层出不穷……
    去年，针对公费出国旅游现象，国家先后出台严厉政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公费出国的歪风邪气，但国内公费旅游依旧火爆。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仅14、15两日，到山西平遥县旅游的12600多名游客中，就有2000多人没有买门票，其间多为公务接待。平遥县古城管理委员会一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繁冗的公务旅游接待就开始令平遥县不堪重负。最多的时候，该县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而近10万人次公务接待的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不好统计的“天文数字”（《成都商报》6月17日）。可以断定的是，就像司空见惯的公车私用愈趋理所当然一样，景点公务接待的潜规则不太可能受到制度的追究，因而也很难自动消失。
    凡此种种，无一不蕴含着巨大利益。表面看这些实惠没有落入公务员的腰包，但如果没有权力的依附，放之寻常百姓，仅住房一项，就足以被高涨的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无视如此种种潜规则，替公务员盲目叫穷，怎么能让人信服？
    在一个追求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里，当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群体包括公务员理应落入制度性贫困。在这个“穷人经济学”一再被推至重要层面的时代，若公务员隐性收入不能显性化，权力与非权力在社会活动中不能一碗水端平，替公务员叫穷除了徒增公众反感外，没有任何意义。并不排除确有一部分公务员并不富裕，但权力变现的普遍潜规则若不能连根拔除，就难免被那些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叫穷之举自然不可能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