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完成了一份超预期的“完美”答卷，然而，一些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次隐忧正在浮出水面。依笔者看来，转变发展方式，就应该彻底摆脱高投资依赖症。
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8.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增速比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4.8%，投资为92.3%，最终消费为52.5%。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这轮复苏中的主要推动力。
在高投资的驱动下，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重新回到了两位数的增长，工业经济的超强回升带来产能过剩的新隐忧。全球经济数据显示，与库存调整相关的基钦短周期已接近尾声，但是与全球去产能化相关的中长周期刚刚开始，这必将影响未来长期潜在产出。从各大经济体看，产能利用率降低趋势没有有效逆转，全球进入比较痛苦而漫长的“去产能化”阶段。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产能过剩对于中国确实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升至70%以上。重化工业的资本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等特点，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不得不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从而延长了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也随着经济下行而周期性发生。面对全球去产能化进程的推进和中国自身固有的重工业化时期的产能过剩问题，治理产能过剩的根本之道在于摆脱高投资依赖症。
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历史数据看，投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引擎。这与我国长期投资率高，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通过资本深化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高增长。因此，资本低效率的投资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会在短时间内积聚过剩的生产能力。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因此，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在经济增长引擎转换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非常时期，扩大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如果不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释放出民间自主性投资，就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国进民退等问题，难以实现增长动力由“政策刺激的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切换，难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难以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
从提升路径来看，未来应该提升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宏观投资效率摆脱投资依赖型增长，通过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以及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投资效率，避免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产生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错配。
如果不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释放民间自主性投资，就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国进民退等问题，难以实现增长动力由“政策刺激的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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