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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元，平均财富5．654亿元。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元，平均财富值2亿元。调查显示，72.35％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成功得益于“改革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引起公众反感的是某些“新富家族”的发家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的一些行为。有75.56％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商交织最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对于“新富家族”，86.5％的受调查者的最大忧虑是如何实现与“公权力”的切割。（人民论坛3月16日）
另据报道，过去10年，共有1330名企业家登上“胡润百富榜”，这些企业家中有48名曾发生了变故，其中所谓的“问题富豪”有19名，被公众戏称为“杀猪榜”。与“公权力”联系过于紧密，这是一些“新富家族”兴于此，败亦如此的根本所在。“新富家族”与“公权力”关系过于紧密的问题，表面上是“新富家族”洁身自好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公权力”利益化的结晶。
对此，最容易让人想到的是增加制度的透明度，以公开的方式消除权力腐败。然而，回溯“新富家族”的致富历程，虽不乏官商暗中勾结这样见不得阳光的现象，但也有以利益植入方式，透过公开政策实现瞬间发展壮大。前两年，“期权腐败”一度引发公众的高度关注，而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通过制订政策之机，为特殊对象谋取利益的案例，再一次让人看到政策利益植入潜藏的危机。春晚的广告植入之举招致公众诸多质疑，而政策中的利益植入远比这个巧妙得多，比如“期权腐败”者任上似乎还很廉洁。
众所周知，机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政策中的利益植入现象本质上是通过权力垄断市场信息和机会，靠差别化待遇的偏食来喂壮特定对象。切割“新富家族”与“公权力”的联系，必然直面权力垄断问题。我们常讲，一个与社会进步趋势相吻合的政策，本应就是各种利益交汇和充分博弈的结果。充分博弈反映到政策制订层面，其实就是对权力的重新洗牌和配置。虽然政策中的利益植入现象存在较强的隐蔽性，但如果这些政策确实能够做到充分酝酿，尤其是尽可能包容更多利益群体的声音，政策的私利性难度自然大大提升。
对民营企业原罪的声讨已告一段落，或许我们可以宽容过去市场体制欠缺下，民企艰难实现原始积累的那种扭曲发展路径。然而，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机制理论上得到极大完善，如果这种发展模式依然大行其道，或者成为未来“新富家族”实现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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