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同户籍身份的人之间的人均收入比值下降1，所带来的快乐感的提升相当于提高家庭人均收入53.2%，按照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9%的增长率来算，这一效应约等于城镇居民5年的收入增长，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6%的增长率来算，这一效应约等于农民7.6年的收入增长。同时，身份收入差距下降1所增加的快乐相当于增加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

　　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著作《身份与暴力》里说，当社会完全依照单一的身份来划分社会群体的时候，就会使社会冲突增加。这种状况可能正在中国悄悄地发生。

　　户籍与社会分割

　　在当今的中国，最为重要的身份莫过于户籍。大家都知道，被户籍制度固化的城乡分割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间收入差距，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快于农村居民，城乡差距仍然在持续地扩大。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里，发展就等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只是把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放到城市内部。
　　在城市里，没有当地户籍的人口受到的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劳动权益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待遇都更差。随着城市居民比重越来越高，城市内部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由于身份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分割问题越来越重要。如果社会融合不充分，那么，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就会影响城市的和谐发展，反过来又会影响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城市内部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收入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不仅如此，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的教育回报也存在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也在扩大。换句话说，同样的教育水平，有城市户籍的人获得的收入就更高。可能有人会说，这可能是因为看上去同样的教育水平其实是不一样的，在农村接受的教育质量更差。但请注意，即便如此，这种教育质量的差异仍然与户籍有关！除此之外，笔者参与的一系列研究还发现，在城市内部，与拥有户籍的人口相比，那些没有户籍的人口相对更不快乐，他们对于政府、社会公众和小区居民的信任度更低。
　　更重要的是，没有户籍的人口还出现了聚集的现象。在上海，常住人口接近2000万，而没有户籍的人口在30%左右。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城市，无户籍的常住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如果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比例持续提高，而这一群体又收入比较低，更不快乐，更不信任，并且相对聚居，那么，这将给中国未来的城市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当今天的中国取得经济上的高速增长的时候，不妨把笔者这句话当作是“盛世危言”。

　　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导致不快乐

　　最近，笔者和合作者研究了不同户籍身份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给人们的快乐感带来的影响。
　　先打个“隧道效应”的比方，比如说你开车回家，被堵在过江的隧道里，这时候你发现前面的车开动了，你会感到快乐还是不快乐？你会感到快乐，因为你觉得希望来了。但是，如果隧道有两条道，当车被堵上的时候，边上那条道的车往前走了，而你这条道的车还不动，那你高兴还是不高兴？答案是，这取决于你能不能变道。如果你能够变道，你就高兴了，因为你同样有了将车开动的希望。但是，如果不能变道，你就不快乐了，凭什么只能让边上那条道的车往前开呢？在我们的研究里，那些与身份没有关系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增加人的快乐感的，好比你前面的车开了，你觉得也有希望了。但是，如果收入不平等跟人的户籍身份有关系就让人不快乐了，这好比边上车道的车开动了，而你却发现划分车道的是条实线 ——你不能变道！
　　那么，是不是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会因为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而快乐呢？如果这样想，那么，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你别看堵车的隧道里你所在的车道先动起来了，你可能觉得这是让你高兴的事，但是，如果边上那条道的人不高兴了，向你扔垃圾、吐口水，估计你也就高兴不起来了。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与户籍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同样会使那些城市居民不快乐，只不过影响程度小一点而已。
　　在既有的研究里边，经济学家们发现，在欧洲，收入不平等减少快乐，而在美国，这种效应却不强，这实际上就和美国社会更加具有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有关。其实，“美国梦”的道理就是说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机会。所以，当我们对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表示警觉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特别有害的，比如那些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当不同身份的人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那些带有不利身份的人们已经输在了起点上。
　　有一位英国社会学家研究了收入差距与社会冲突的关系，她发现，学者们的研究有的发现收入差距增加社会冲突，有的说这种关系不显著。于是，她换了一个指标，把与不同社会族群的身份有关系的收入差距拿来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这种收入差距总是增加社会冲突的。
　　在美国，人们最为谨慎的，就是不要让肤色成为不平等的来源。在西欧的一些国家，政府正在致力于减少本国居民与外国移民之间的社会分割。在印度，长期以来阻碍社会发展的是他们的种姓制度??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人口的跨地区迁移成为一个必然趋势，是否能促进不同族群的相互整合将越来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何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我们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城市居民的快乐感决定模型。我们发现，男性平均来看比女性显得更不快乐。在年龄方面，平均而言，人到40岁左右时是最不快乐的。在婚姻方面的发现也非常有趣，相对于单身来说，结婚当然是增加快乐的，但离婚的不快乐感却大大超过结婚的快乐感。换句话来说，婚姻相当于一场赌博，根据我们的研究，当你在考虑是否结婚的时候，如果你预期未来离婚的概率超过47%，那就不如做个快乐的单身汉了。
　　教育的影响也非常有意思。在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发现教育是增加人的快乐感的。而在中国，教育的作用好像只是为了帮人挣钱，除此之外，教育本身并不能增加快乐感。此外，我们还发现，健康和财富是增加快乐感的，而失业则减少人的快乐感。
　　如果减小由于户籍身份带来的收入差距，对增加快乐感的作用有多大？有了我们的实证研究，答案就有了。如果不同户籍身份的人之间的人均收入比值下降1，所带来的快乐感的提升相当于提高家庭人均收入53.2%，按照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9%的增长率来算，这一效应约等于城镇居民5年的收入增长，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6%的增长率来算，这一效应约等于农民7.6年的收入增长。同时，身份收入差距下降1所增加的快乐相当于增加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也就是说，通过缩小身份收入差距来构建和谐社会的效应非常巨大。
　　其实，在城市居民里，对于与户籍身份相关的收入差距，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态度。有些城里人从小就出生在城市，还有一部分是出生在农村，后来才获得城市户籍的。我们发现，那些生在农村的城市居民其实也对与户籍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表示不满，真正地由于城镇户籍而获得优越感的其实主要是从小就出生在城市里的人们。而在从小出生在城市的人当中，年龄大的人和共产党员们也相对于其他人而言更不满于与户籍相关的收入差距。
　　在今天的中国，政策的重点被放在了城市化上。人们总是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是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事实上，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低跟城乡分割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分割有关。如果农民进了城，却没有融入城市生活，那就会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如此，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也将很快超过一半，如果不及早地重视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问题，那将对城市的和谐发展产生巨大的隐患，城市的政府和居民将用越来越多的资源去维护稳定。为什么不用这些资源去做增加人民幸福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