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需要解决三大难题
    2010-01-19    作者:潘洪其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中华环保联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无烟环境培训活动,提议进一步完善有关控烟的法律法规,推动公共场所无烟环境建设。分析人士认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将于2011年在我国城市全面实施,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及媒体团结反对吸烟的热情日趋高涨,尽快出台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是烟草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2005年8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次年《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随着《公约》即将在中国城市全面实施,中国控烟的任务越来越紧迫。我们不但要承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还要通过完善控烟法制建设和加强各方面具体工作,使全社会的控烟意识不断增强,控烟水平不断提高。
  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中国控烟首先面临着一个突出的难题:如何大幅度减少烟草消费中的人情消费。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很多人际交往、礼尚往来都体现在消费环节当中。人情消费的一个大头是烟草消费,它既包括不少人将高档烟草制品作为馈赠送礼的物品,也包括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性地向他人敬烟。前段时间,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发出呼吁,要求在全国每年约1000亿盒卷烟包装上印上折寿、自残、致癌、腐烂肺部、畸形胎儿等警示图形。据介绍,这是目前全球公认的控制烟草流行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中国政府加入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必须履行的义务。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有助于突出和强化烟草消费的恐怖意味与负面价值,逐渐使送烟、敬烟成为一种社会禁忌,将人情烟草消费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国控烟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大力遏制烟草消费中的公款消费。中央纪委去年对中国控烟协会发出的一封要求严肃查处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的公开信做出回应,表示将加强对公款买烟违纪违规行为的监管,开展禁止公款买烟的相关活动。公款消费也是烟草消费的一个大头,是作为人情消费的烟草消费在公款消费领域的延伸,并成为公款吃喝的一部分,所以,只有从整体上遏制公款吃喝,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烟草消费中的公款消费。这将有待于建立一个公开透明且具有刚性法律效力的公共财政制度。
  此外,中国控烟还需要解决第三个难题,就是要打破“烟草对国家税收贡献极大”的神话,要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给发展烟草行业所产生的利弊得失算大账、算总账。
  关于烟草行业对税收的贡献与其带来的危害之间的关系,中华环保联合会有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吸烟的害处远远大于烟草利税增长。原因很简单,虽然烟草和烟制品每年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税收,解决了大量人员就业问题,但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如造成烟民每年死亡100万人,造成被动吸烟死亡10万人;造成各种疾病的发生,需要发生大量医疗费开支;造成环境污染,包括产生大量烟盒、烟蒂垃圾,付出高昂的环境代价,等等。2008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约束烟草的三条实施准则,第一条明确规定,“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应防止其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在前面分析的三个问题中,实际上都能看到与烟草业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子,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对制定和实施控烟政策施加特殊影响,从而使控烟政策越来越低效,使控烟需要跨过的门槛越来越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制定和实施控烟政策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深化改革,包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形成均衡的社会治理结构和良性的政治生态,才能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对控烟政策的不当影响,使控烟事业步入法治、健康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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