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曾长期在中国金融决策与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期，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金融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初，调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兼信息部主任，参与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拓性工作。后调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将一个地区性股票交易所成功扩展成全国性的股票交易所。后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持政策研究室工作，协助最高决策者研究制定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政策。1998年被委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督司司长，主持负责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有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政策的制定和全国信托、财务、租赁公司等的整顿处置事务。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64期日前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发表题为：“当前主要的结构问题及其调整”的主题演讲。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已呈现复苏趋势，结构调整的呼声日益升高。纵观相关领导和众多学者的观点与言论，大家的观点和潜台词并不完全一样，这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步采取的调整重点和调整力度。而如果政策取向有相异，其结果，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肯定也会有迥然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政策抉择之前，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认真的梳理与分析。

　　消费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

　　夏斌说，有的领导曾把中国当前的结构问题归纳为八个问题，即：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三个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和外贸结构。从逻辑方法论上讲，结构失衡往往是描述一个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不合理，是总量、系统的特征反映。总量存在问题，总是以某个层面的某种程度的结构失衡来表现。系统中诸多结构失衡中的某个结构失衡并不必然具有总量上的直接意义。一个系统内，结构失衡往往是多层次的，有时某个结构的失衡仅是总量、系统中另一结构失衡的表现、结果。也就是说，总量存在问题，总是与一定的结构特征相联系的，仅从总量入手解决问题，将不得不容忍甚至恶化原有的结构矛盾。调整失衡的结构，有助于消除“短板效应”，具有总量上的重要效果。当然，前提又必须在诸多结构矛盾中真正抓住主要的结构矛盾。那么，什么是当前中国经济主要的结构问题？如何理解上述提到的很多结构矛盾呢？
　　影响一个经济体总量增长的基本变量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变量。这三个变量的均衡发展是一个经济体总量持续增长的基本前提。而三个变量之间本身存在有机的辩证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投资、消费、净出口的相对合理的比例也不尽一样。
　　上述列举的诸多结构问题，确实都是中国经济目前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纯从宏观经济角度进行归纳，这些结构问题，要么是投资本身比例问题和投资效率问题(如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三个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结构等)，要么涉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关系问题，但也许并不是根本性涉及或是直接了当涉及(如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城乡结构问题)，因为判断是否根本性的涉及，仍需具体评估在谈收入分配或城乡结构问题时，是在多大的政策力度和调整程度上分析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分配关系，是否在经济总量中三个变量间有实质性的数量变化，还是仅在一定消费总量和相对于外需减少而言，仅是有限的增量下谈消费的分配和提高问题。若是后者，则只能说仍是在讲一定消费总量下的内部分配问题。所以，关键仍要看政策量化的取向和力度。
　　但是，我们今天突出提出结构问题重要性的背景，恰恰是在中国经济相对于2003-2007年两位数繁荣增长后，因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外需面临两位数的陡降，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背景下来讨论结构问题，是讨论总量的继续增长问题。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能否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速，直接涉及就业和社会大局的稳定。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这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既有大力刺激投资的政策，也有刺激消费、改善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同时还有尽可能保出口的刺激政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其结果，主要仍是靠投资刺激政策发挥了作用。因为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的7.7%中，有7.3个百分点是投资拉动的。
　　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酷现实是，在2005-2008年的四年中，净出口对GDP两位数增长的拉动，分别为2.5、2.2、2.3和0.8个百分点，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出口拉动是-3.6个百分点。美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国之一。在全球化中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消费曾占GDP的70%左右。危机后其家庭净资产已从63万亿美元跌到40多万亿美元，跌去近1/3，财富效应使目前居民消费率呈下降状态，进口需求缩减。美国减少进口的直接影响和通过世界贸易传递的间接影响，对中国的总体影响不可低估。世行预测，2010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将从2008年的9.8%降到2010年的4.1%，这意味着2010年中国净出口对GDP的拉动能否由负转正，仍是重大考验。所以中国2010年GDP的增长重任自然将主要落在扩大内需上。
　　而在2009年前三季度主要靠投资增长支撑中国GDP增长7.7%的同时，严重的问题也已开始暴露：一是重复建设，六大行业的产能过剩；二是为配合大规模投资，尽管在美国零利率、美元泛滥环境下，国内货币政策仍不敢趋紧，货币供应超多，市场上已产生了对物价上升与资产价格泡沫的一片担忧；三是我们即使不去讨论在2009年财政赤字基础上今年还能有多大赤字的问题，就是目前过高的投资率持续下去，仍然使人担心。因为从中期看，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即使复苏，能否再恢复到2003-2007年的高增长？随之能否出现世界贸易的高增长？都要打个问号。那么，我国连续几年积累的高投资后所需的最终需求——消费在哪里？这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今后几年可能出现的投资效率和银行资产质量问题表示担心。
　　然而，如果我们能在积极刺激投资的同时，下更大的力量去刺激消费，共同消化国内巨大的产能，也许经济总量能在相抵出口减少的背景下，以更快的消费增长率与较高的投资率之间的平衡，来维持总体经济继续保持8%-9%的平稳增长。
　　简言之，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不是其他，而是要尽快提高“消费”这块“短板”。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至于多数的结构问题，有的属于投资分配的问题，有的属于改善投资效率的问题，都不是总量意义上的主要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属于改善消费结构和在一定意义上提高消费水平的问题，而且从总量意义上讲，收入分配问题本身也不直接构成总量中变量之间失衡的直接表现。收入分配失衡是形成高储蓄、低消费这一总量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者是因，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后者是果，是总量结构问题的直接表现。就此意义上说，如果说要抓结构调整，何谓“突破口”？抑制产能过剩、抓节能减排、抓自主创新、抓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远远不够。因为要真正克服经济回升中基础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问题，除了抓投资分配和投资效率这一“投资”因素外，必须抓快速提高消费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的问题。由此，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费金融与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居民资本财产性收入、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等，恰恰都是结构调整有效的“抓手”。特别是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项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结果，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载体”。

　　需注意的三个认识误区

　　首先，抓消费是否意味着不重视投资与出口？正面回答是：突出抓消费，并不意味着不抓投资与出口。突出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同样不排斥抓投资结构的调整与外贸结构的调整。不管从各国的发展道路看，还是从中国的实践和理论看，都能求证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仍需保持一定水平的高投资率和出口。因此，如能刺激、维持一定增速的投资与出口，仍应努力去争取。只是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以后几年内全球贸易规模相对缩减的情况下，从中国投资与消费内在规律的制衡出发，又鉴于眼前刺激经济政策重重投资而不是重消费的现状出发，需要强调长期以来反复强调而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的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问题。
　　其次，强调“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是否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口实”？夏斌说，G20匹兹堡峰会强调要治理全球经济失衡。世界舆论认为，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高储蓄、低消费”，因此要纠正此失衡，中国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实，此观点早在伯南克入主美联储之前的2005年就已经在散布。但必须指出，这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中“局内人”的看法。夏斌指出，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错误判断这轮经济全球化趋势、长期采取拼命扩张信用的错误的低利率政策，并借助于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制度所导致的。美国决策失误和美元制度是这场危机的真正元凶。而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高储蓄、低消费”仅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种表现而已，是上述错误政策制度运行的结果。现在，中国主动扭转国内的结构矛盾，并不意味着承认这场全球性危机的责任在中国。中国主动调整结构，恰恰有助于纠正美国的错误政策。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不能怕被人抓住“口实”，而恰恰耽误自己的发展大业。
　　再次，中国居民消费是否增长得并不慢？还是中国“消费不足”被低估了？夏斌说，针对“以消费为主导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确实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从来都是以内需为主，近几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并不慢，每年实际增幅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2009年前三季度消费零售额增长达17%，比GDP增幅7.7%高出9.3个百分点。这些确是事实，中国2009年消费与2008年比，与历年相比，确实正出现逐步提高的态势。
　　但是，现在大家讨论的问题是，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在外需减少或几乎丧失、过度投资弊端种种，难以持续的背景下，经济仍要保持一定的高增长，怎么办？必须靠扩大消费。而正在逐步提高的消费速度又并不能满足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平衡需要。形象地说，中国居民新增很快的“一块消费”(也可包括政府消费)和美国危机后缩减的“一大块消费”(即相应缩减中国的“一大块出口”)不是等量的，而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档次上。
　　也有人认为，中国“消费不足”被低估了，中国消费对全球可贸易商品的新增贡献已超过美国消费者的新增贡献。不要太看重消费。我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明年外需仍提高不了多少，投资高增长又难以长时期维持，总量增长怎么办？这是问题讨论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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