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会进入一轮调整期。调整的任务主要是要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有两个基本的任务：第一，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未来的转型，主要是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更重要的是需求层面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第二，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改变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
    第三，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为增长方式的转移，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条件。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62期不久前召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发表主题为：“结构调整与转型——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他表示，中国经济本轮的调整主要是受制于内部的约束，而不是外部的冲击。因此，中国经济要想在未来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应主要从内部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入手。

    中国经济调整主因在内不在外

    王一鸣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可以用一个很简要的词概括：高速的增长期。年均的增长率9.8%，比全球3%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要高得多。
    尤其是从2001年以来，中国延续了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期。从年度的增长率来看，持续了7年，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了顶点。随后，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的增长率开始逐季的回落，持续了7个季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这一轮增长的调整，早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因为金融危机首先要冲击金融部门，西方国家都是投行全军覆没，大量的金融机构持有有毒资产，金融市场的功能基本丧失。但是在中国，金融部门受到的冲击不大。相反，由于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缩水，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相对地位却大大提升了。比如中国的工商行、建行、中行，曾经跃居全球前三位。所以说中国要调整和转型。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原因很多。从哲学意义上，有六个方面是值得讨论的。第一个，中国的改革模式是特有的，是渐进的改革和增量的改革，先培育一块市场化的增量，再倒逼原来的这块存量，渐次推进。第二就是最近十多年，人力资本的外移和研发投入的增加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最近几年高等教育的招生模式，让国内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中国去年毕业的大学生有631万人，超过北欧除了瑞典以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第三个是所谓的消费升级和消费改革。中国的消费升级无论从哪种意义上都是革命性的改革。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要达到400万辆了，增长势不可挡。第四，中国特有的规模化的工业化。中国属于大规模经济体，它在推进工业化的时候，与小国推进工业化相比，由于规模化，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可以去分摊成本。再比如说在企业成长时期，可以先面对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有一定的成长期，成熟以后再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第五是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城市化造成了1亿6千万人的流动人口，这种规模近代经济史上还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城市，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形成的对消费品的需求，对基础设施和公众服务的需求，也是史无前例的。
    最后值得讨论的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就是政府积极有效的参与发展进程。这个可能最具中国特色。这种地方间的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西方国家绝对没有。地方之间的相互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互相像比赛一样的。
    再从经济的层面上看，可以用索罗模型做一些测算。1979-1997年，从要素的角度，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资本，占了53.5%。劳动的贡献是25.3%。本世纪以来，资本投入的贡献在增加，劳动的贡献在下降。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这也是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
    一个约束条件，是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过度依赖。由于这种依赖，随着经济规模的速度扩大，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越多，供需的矛盾就越大。第二个就是对外部需求的过度的依赖。或者可以说是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数据显示，2001年到2007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是10.2%，相对于以往速度提升了3.6个点。但是在这3.6个点里面，外需的贡献是63.9%。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本世纪以来加速了，但是加速的主要因素不是内需提升了，而主要是外部需求形成的拉动力。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前，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也处于一个黄金时期，年均增长率在2003―2007年是4.9%，是二战以后最高的时期。所以，正是由于外需的拉动，使得我们本世纪以来经济也有了一个加速。
    这两方面特征同时也是两个约束条件，就是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重要的就是看外部市场能不能允许你继续这种扩张；还有资源和要素的供给能不能保证你延续这种高速的增长。然而到了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使得这两个约束条件迅速的强化，矛盾和问题开始凸显。

    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三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快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呢？危机只是一个外部因素，更重要是内部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早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有三个，一个叫投资增长过快；第二叫信贷投放过多；第三外贸顺差过大，在政策层面上被概括为“三过”。这些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已经非常的严重。
    投资增长过快，何其成为问题呢？投资快不快，从经济意义上做评价的话，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为什么说增长过快，一些实际的数值可以说明，中国的生产能力的扩张实在是太快了，远远超出了市场所能吸纳的程度。
    比如钢铁。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工业化路线叫以钢为纲。改革开放初期的钢铁产量，大概3千多万吨。现在中国每年新增的钢产就有1亿吨。世界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生产1亿吨钢。统计数据显示，我们现在有6亿6千万吨钢，实际可能比这个数还会大，因为好多小钢铁还没有进这个统计口径。
    再有，过去几年，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新增的电力装机每年1亿千瓦。1亿千瓦是什么概念？英国总的装机才8千万千瓦。再说新兴能源，比如说风能。过去4年中国的风能装机几乎每年翻一番。所以中国这种产能扩张机制，实在太快了。之所以说投资增长过快，最本质的意义是带来了制造部门和能源原材料部门的生产能力的严重的过剩。
    那么过去几年，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充分的暴露出来呢？因为前几年正好遇到一个外部的经济繁荣，中国靠出口平衡了过剩的产能。然而由于出口的迅速扩张，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就是顺差过大。而且顺差还在逐年增加。
    于是，顺差就成为现在国际上到处对中国施压的由头。顺差大为什么是问题呢？因为顺差过大，从宏观经济学上分析，实际上表明中国的资源存在剩余，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结果就是中国把外汇储备拿去买美国政府债券来保值，美国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来进口中国的低价商品，然后再指责中国的储蓄太多，顺差太大，加剧了美国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导致发生金融危机。
    有的人说，顺差大你可以买东西，可以进口。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比如有人说可以用外汇买资源。实际上，中国随时都在进口资源，结果港口上曾经积压过8千万吨的铁矿石。买石油，当油价跌到47美元一桶的时候，中国把油罐里都装满了。有人说买技术。但是常规技术可以去买，先进技术谁敢卖给中国？中国人把技术都搞会了，成本又这么低，那其他国家的人就都可以回家休息了。还有人说买产权搞并购。但是，中国并购优尼科，并购力拓，并购斯拉夫油田却都没有成功。所以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依靠外部去解决很困难。只能够导致经济增长对外需过度依赖。
    除了产能过剩、顺差过大，中国经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资产价格的泡沫。中国2004年开始，由于顺差过大，开始资产价格膨胀。这是由中国的外汇结算制度导致的。按照这种制度，企业不能持有外汇，要到外管部门去结算。于是央行买入外汇，等值的人民币进入市场，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
    对此，央行采取了发行商业票据的方法回收流动性。但是，流动性如果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难有效的回收，必然要形成资产价格的上扬。由于流动性过剩会带来通胀，政府主动进行调整，于是从2007年第四季度起，股市从6000多点一路下跌，大量的资产蒸发了。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调整，实际上只是一个外部的助推。对中国的金融部门影响并不大，受影响的主要是实体经济，是制造业。由于二产对国际资产依赖性很高，外部需求的急遽的收缩导致了去年底2千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

    调控重点向调整和转型转向

    现在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回升的态势基本确立。因为在持续了7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下降以后，中国经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上升。目前来看，全年保证8%的增长速度没有问题。
    经济回升的动力来自何方？主要是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这是经济回升的主动力。在政府刺激计划的拉动下，中国的投资是逐月的上升，这对经济的恢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投资里面，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前三季度同比增长52.6%。还有一块是房地产，前三季度增长17.7%，也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因为房地产业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产业，房地产投资增幅的上升，反映了市场投资开始活跃。
    除了投资，内需里面，消费可以说是起了稳定器的作用，基本稳定在15%左右的增幅，并没有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出现大幅的回落。消费的稳定，与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有一定的关联性。包括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节能产品补贴等等。虽然效果没有预期得那么明显，但是总得来说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汽车的销售，中国前三季度是966万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需求面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供给面的变化上。供给面这块，一产和三产变化不是太大，主要是工业部门，现在也开始了一种回暖的趋势。
    供给和需求层面的变化就会带来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变化，于是无论是制造业经理指数，还是消费者信心指数都有了明显的回升。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是最先复苏的，关键在于政府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落实的比较到位。中央政府1.18万亿元投资，今年落实了接近5千亿元。第二，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每月新增贷款1万多亿元，对经济的恢复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三，在供给面上，政府出台了十大产业规划，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第四，政府还采取了很多措施，稳定出口。现在虽然出口还在大幅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要低，市场份额还有所提高。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的稳定回升还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外需严重收缩的局面，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会持续相当长一个时间。刚召开的广交会，订单数跟以前比较虽然接近了，但是出口额还是负的。外需收缩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和透支消费模式改变。由于外需的规模很大，靠扩大内需，靠投资去弥补是很难的。
    第二个，经济回升的动力不足。现在经济的回升，主要靠政府投资计划的刺激，没有完全形成内升的动力。现在从投资的资金来源来看，增长最快的就是政府的预算投资。而且国有控股部门的投资增长要明显高于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这反映了市场主体的投资热情还没有完全恢复。
    第三，企业利润和财政的收入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尽管企业利润的降幅在收窄，但依然是负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尽管最近几个月也在好转，但是实际上，财政收入的恢复在相当程度上，跟非税性收入的增长和加强监管是有关联性的。
    第四，就业的压力依然很大，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尽管从指标上看，登记失业率不难看。但是，绝大部分农民工是不登记的。另外，从高校毕业生看，到9月1日就业签约率是74%，网上还有很多人说是被就业的，74%估计好多学校达不到。
    第五，通胀的预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尽管价格指数10月份还是负的0.5，从指标上看还处在通缩的局面。但是你要跟老百姓讨论这个问题，他不太相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产价格在快速的上升，引发了通胀预期。而且现实的看，未来的通胀压力也在加大。随着美元的贬值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了国际市场的能源和原料价格大幅上升，对中国成本推进型的通胀会带来直接的压力。
    第六，信贷的规模面临两难的选择。西方国家基本的货币政策功能单一，就是稳定币值。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通胀预期的强化，往往使决策部门面临两难的选择。
    最后，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加大。由于过去几年，中国产能扩张速度实在太快。在国际市场迅速收缩的情况下，过剩的压力就充分暴露了出来，而且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都会面临这个压力。
    所以，中国的经济形势是，首先遏制住经济下滑趋势，这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下一个目标是调整和转型。是中期的调整战略，要解决经济增长模式里面的两个约束条件，来为更长期、稳定、健康的增长创造条件。现在很多人讨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30年，这种高速增长期还能延续多久呢？没有答案。关键要看转型能不能到位。所以说，明年基本的政策思路，是在继续稳定增长、防通胀的同时，调结构、促转型。现在讨论比较多是处理两个基本关系：第一个，保增长与调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第二个，短期经济政策与中期调整转型战略关系。财政政策方面，要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在保持政府投资规模的同时，促进民间投资的回升。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适度宽容的货币环境，在保持流动性充裕的同时，抑制资产价格过快的上升。

    中国经济将进入调整期

    如果更长期的做一个延伸和展望，王一鸣预计，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经济会进入一轮深度的调整。
    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可能进入相对低潮的阶段，欧洲人越来越用绿色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产业。二是催生新科技改革因素会增多。历史经验表明，往往危机之后，都引发了新的科技革命。这次危机之所以形成也与我们技术革命的周期有一定的关联性。上世纪90年代，IT革命带来了美国所谓十年繁荣，美国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新经济。2001年网络股泡沫的破灭，预示着IT技术创新高峰的结束。在这之后，美国的创业投资大量从IT行业退出进入房地产领域，引发了房地产的泡沫。三是全球再平衡调整。主要是指贸易不平衡，现在必须要经历一个再平衡。这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强制性的调整。西方国家以前不储蓄，透支消费，危机爆发以后逼着它们提高储蓄率。中国现在要扩大内需，特别是要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也是一种调整。
    全球的深度调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对出口依赖的模式会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第二，所谓的绿色能源革命，就是在你IT革命这一轮任务还没有完全的时候，又给你从外部形成一个新的压力，在新的技术领域不得不跟发达国家竞争。第三，发达国家所谓的再工业化，回归实业，对中国的产品的市场空间也会形成新的挤压。所谓的再工业化，要回归实业，就是原来把制造这块让给中国了，现在要再要回来。第四，西方国家资产缩水，所以对外投资的规模会缩减，可能中国要继续延续这种承接国际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模式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第五，中国的相对地位提升了，但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也在加大。在减排问题上，在反恐问题上，在防核扩散问题上，在控制流行性疾病问题上，在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方面都对中国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一个基本的认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会进入一轮调整期。”王一鸣说。调整的任务主要是要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有两个基本的任务：第一，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外部需求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下，要设法有效的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丧生的条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的依赖。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轮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全球化进程，实现劳动力转移，提高居民的财富水平。未来的转型，则主要是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前讲结构调整，更多是着眼于供给层面，讲产业结构的调整。从现实情况来看，主要是解决产能的过剩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需求层面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它涉及到既有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调整的难度比纯粹的供给方面的调整要大。
    第二，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改变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怎么样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缓解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都是要通过转型来实现的。
    第三，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为增长方式的转移，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条件。
    中国过去30年，什么时候发展的最好最快。回顾一下可以发现，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这10年，是中国经济最好的黄金时期。如果中国这次调整转型能够到位，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有望超过之前的10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总之，危机蕴含着重大战略机遇，调整孕育着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王一鸣现场答问录

    1、提问：如何看待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问题？

    王一鸣：美国提人民币升值，基本的出发点主要是所谓的贸易平衡。但是，在实现贸易平衡方面，实际上是有多种路径的。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顺差，主要是有低成本的优势。低成本的优势来自于什么，很复杂，相当一部分是由要素和资源价格的扭曲导致的。怎么样平衡这种贸易，调整汇率是最简单的方法。可以马上一步到位来实现这种平衡。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调整资源和要素价格。如果把中国的资源和要素价格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就应该能解决一部分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所以实际上实现贸易平衡有三种路径：一种是调整汇率，资源要素价格不动，这是西方人喜欢的路线。第二种路线，稳定汇率，调整资源和要素价格。第三条路线，就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既适度的调整汇率，同时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这一条可能是比较可行的，既能够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又能使中国充分受益。如果仅仅是调整汇率，最主要的受益方绝不在中国。但是如果是调整资源和要素价格，最主要的受益方是在中国。

    2、提问：我国一线城市，现在的房价是上升的。这种房价的上升，到底是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造成的，还是政府的投资进入了楼市，导致房地产泡沫造成的？

    王一鸣：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这几方面的因素都存在。要承认，有中国城市化进程刚性需求的原因。由于市场化加快推进，人们收入增长，强化了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这是刚性的。
    第二，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高储蓄率。怎么去平衡这种高储，无非有几种渠道：一是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二，可以去购置国外的流动资产，去买美国政府的债券，甚至可以持有美国的企业债券。三，还可以去投资国外的不动产。但是无论是通过哪种渠道，都很难完全平衡这种高储蓄。我们去购买不动产，受到国际的约束；购买流动性资产，规模现在已经很大了；再去增加投资也受到了产能过剩的压力。所以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过剩的储蓄推动资产价格的上升。
    第三，如果从制度层面上去解释，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让居民去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居住问题的例子。也有相当部分，是靠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去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人均收入水平比大陆高得多。但是香港也有20%的居民是住的廉租房，30%是住的公屋，只是一半人靠商品房解决住房。反过来检讨一下，中国政府在廉租房的供给上，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上是不是不到位，这个对住房市场价格的上升影响很大。

人物简介

    王一鸣：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欧盟中欧研究中心和比利时老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