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12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12.4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能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中国要素分配格局的变化可能是全世界所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中最大的，甚至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国有企业应该增加分红，用来补充社保。企业的储蓄非常多，比居民的储蓄还要多，尤其是我们很多企业有行政垄断，利润非常高。这部分的利润，如果不把它拿走，就被企业拿去投资了，而且有的时候它们的投资并不一定会投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从降低投资率这个角度来说，鼓励企业分红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最新一期10月22日召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作了题为“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模式”的主题演讲。白重恩在演讲中表示，要素分配与经济增长模式关系密切，通过对劳动要素收入下降原因的分析可知，中国消费不足在于储蓄过高，而储蓄率较高的主因在于国家和企业储蓄过高。同时，个人消费受到了个人缴纳社会保障额度过高的抑制。所以要保证我国消费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减少个人缴纳社会保障的额度，由此导致的差额可以主要由企业分红来填补。

    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疑问

    白重恩从数据入手，由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引出了问题。根据收入法GDP核算数据，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以后就在逐渐下降。1995年的时候，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是51.44%，到了2007年就下降到了39.74%。“短短12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12.4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能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说。
    对这一问题，国内外的学术界都很感兴趣，因为它牵涉到很多经济问题。比如说公平问题。根据国际上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劳动收入占比和收入的分布，收入在人和人之间、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分布是有密切关系的。劳动收入占的比例比较高的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劳动收入占比比较高的时期，收入分配就相对要比较平均一些。当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时候，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就会下降。如果这个关系也适用于我们国家的话，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就可能是我们收入分配不平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公平问题又可以牵涉到制度问题。美国研究智库的一个印度研究员，在印度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讲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问题。他说中国要素分配格局的变化可能是全世界所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中最大的，甚至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他比较了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发现在很多国家，比如说一些拉美国家，当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过快以后，就会引起不稳定，甚至引起政治动荡。随后，文章中就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下降是否潜伏着不祥之兆？第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否会通过政治格局的变化逆转，是否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内部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还涉及消费和投资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说是需求结构可以大致分成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进出口四块，在中国的这四项里到底哪一项占主导地位？哪一项是GDP增长的引擎、发动机，哪一项又是滞后的？这个问题跟劳动收入占比也有关系，因为劳动收入是全部归居民所有，劳动收入是居民部门收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往往劳动收入下降了，居民部门的收入也会下降，这就会影响居民部门的收入，最终会导致总消费。
    另外，劳动占比下降和投资也有关系。投资除了政府主导的投资之外，大部分投资还是企业或者是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他们投资是追求回报的。如果投资的回报率很低，就不应该有这么多投资。我们投资的比例占得很大，可能还是跟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很高有关。于是我们就需要知道投资的回报率是多少。但是在计算投资回报率的过程中，会发现劳动收入占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劳动收入占比高了，资本收入或者说投资所得到的收入占比就低。如果资本收入占比低的话，投资的回报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人们就不会那么积极地去投资。所以，我们的高投资率也可能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有关。
    白重恩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进行了研究，大致观点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在收入分配的决定过程中，劳动者的话语权在减弱。按照这种观点，收入分配是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通过讨价还价来决定的，在讨价还价中谁的话语权大，谁就能得到的更多。如果劳动收入占比是因为劳动者的话语权减弱而造成的，那么它的政策含义就是：因为劳动收入是通过和资本所有者谈判得来的，谈判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所以，如果谈判的过程中劳动者多拿一点收入和少拿一点收入并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只会影响所得的分配，那么增加劳动工资就不会减少就业。我们的政策就应该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增加工资。
    第二个观点是美国《经济学人》杂志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有比较多的剩余劳动力，因为剩余劳动力比较多，所以按照市场的机制来决定的劳动工资增长就会比较慢，这样劳动收入占的比例就会比较低。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观点，它的含义是：如果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或者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来增加工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就业就会减少。
    第三个观点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占有的地位不利，主要进行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由于中国用的更多的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收入是比较低的，就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如果是这样，它的含义是我们要调整我们对外开放的战略，让我们占有更有利的国际分工的地位。
    这些观点都有待论证，要用数据来说话。针对这些观点，应该要研究的问题包括：第一，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真实幅度到底有多大？第二，它下降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第三，通过非市场手段增加工资，对于劳动收入的增加是否有效？第四，对外开放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寻找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

    白重恩从劳动占比下降问题，过渡到对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方面。还是先由数字引出。按照支出法计算，2000年之后国民储蓄率快速上升，直到2007年到2008年之间才平缓下来。同样，投资率在2000年―2004年之间也在上升。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也就是国民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的部分，则是进出口。从2003年以后，进出口占GDP的比例在明显增加。
    通过分析数据可知，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就要分析出口有没有可能还保持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速度，这恐怕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本来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比较小，我们从低起点出发的时候增长的空间比较大。随着我们占世界贸易的份额越来越大，我们要再想保持每年30%的出口增长速度是很难很难的。所以，靠出口这一匹马来拉动经济增长这驾马车不可能永远跑得那么快。
    投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动机。研究经济增长就要研究投资是否过多的问题。判断投资过多与否，不光要看投资率是否在增加，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投资的回报率。如果投资产生了比较高的回报率，那么投资就不是太多，而这需要计算上面谈到的劳动收入占比。
    光靠出口和投资还不够，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三匹马。必须要让第三匹马也跑起来。消费的反面就是储蓄。储蓄率增加，消费率就减少。所以研究消费问题，就要找出储蓄率增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为了找到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我们就需要看国民经济的分配格局。原因是储蓄是来自于不同的部门，包括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不同部门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企业有了钱都拿去投资，所以企业的投资倾向是百分之百；而居民的收入和政府的收入都是有一部分被消费，有一部分去投资。
    对于居民储蓄是否过多，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一问题，以前也有研究。观点有三种：一个说法是因为我们社会保障不完善，大家需要对未来的养老费用、医疗费用做准备，就储蓄，最后就导致了储蓄率上升。如果这是主要原因，就需要加强社会保障。
    第二个观点是房价太贵了，大家都要买房，买房必须要攒钱。这个的对策是什么呢？就难说了。有的人说要改革住房政策。还有的人说这跟人口政策有关。因为男的太多了，女的太少了，当很多的男孩子去追求很少的女孩子的时候，丈母娘就要你买房子。所以，性别比例失调成为了房价高企的一个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多少对策，因为这个东西不能马上改变。
    类似的还有一个观点是教育费用太高。这跟住房太贵的效果是一样的。为了孩子上大学，要准备一大笔钱，就带来了储蓄的增加。对策是要对教育财政政策进行变革。
    不过，除了居民储蓄太多是一个原因以外，另外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储蓄太多，或者是政府储蓄太多。如果储蓄率的上升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企业或者是政府，那么上面三种观点讲的那些政策可能就不迫切需要，至少对于储蓄率来说就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找出储蓄增加的源泉还是很重要的，不同的原因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最好的。”白重恩说。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三点结论

    对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问题，白重恩表示，首先要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下降很多，是不是数据出了问题。第二，把数据的问题都剔除掉以后，真正下降的那部分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第三，通过研究得到定量的结果以后，对我们的政策有什么帮助。
    从数据来看，2003―2004年中劳动收入占比突然降了5.25个百分点，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研究发现，2004年经济普查带来了丰富的数据。在普查之前，所有的自雇佣劳动者的收入都算做劳动收入，这就导致了劳动收入被高估。自雇佣劳动者有4000万人左右，占中国人口的3%。2004年对此做了改变，用更科学的方法把自雇佣者的劳动收入分成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两部分，这样劳动收入占比从统计数据上看就降下来了。根据估算，5.25百分点的下降，几乎完全是因为核算方法改变造成的，所以这部分应该把它剔除掉。这样，1995年―2004年之间，劳动收入的份额下降就减少了5个百分点左右。
    但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拿出去，跟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比较高，需要解释。研究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里主要比较常用的是两个方法，一个是分解法，一个是模型法。这里采用分解法。全社会整个经济可以分成农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工业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内都有劳动收入占比。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就是这四个部门的加权平均。从数据来看，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是很高的，占将近90%。建筑业是次高，70%左右。而第三产业和工业在1995年―1998年之间是重叠的，1998年以后分开了，第三产业的占比高于工业占比。
    数据显示，随着农业在GDP中占的份额大幅下降，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说明自1995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既不是劳动力的话语权降低了，也不是说剩余劳动力太多，工资增长的慢，也不是说我们在国际纷争中占于不利的地位。主要的是我们产业的结构在变化，农业占的比重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个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不应该逆转这个过程，只能期望未来结构的变化，让第三产业逐渐替代工业。那时候，我们的劳动收入占比就会逆转。
    通过计算，在1995年到2003年之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有61%是因为结构转型造成的。之所以截至2003年，是因为2004年以后，核算方法改变了。当然61%还不是全部，还剩下39%需要解释。这主要是由工业这个行业内部，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造成的。1995年以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占比在下降，带来了整体的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其中，市场垄断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是负的。
    通过数学模型分析，可以回答之前的三种观点。如果说劳动化减弱造成了工资增长缓慢，那增加工资会增加劳动收入占比。但是在数据分析中发现，增加工资没用，因为增加工资会减少就业，而且增加工资带来的就业减少完全抵消了工资增加的作用。认为剩余劳动力太多导致工资增长太慢也是一样，跟劳动收入占比没什么关系。
    第三个观点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形成的国际分工地位不利，所以我们的劳动收入占比降低。通过省级数据研究，发现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跟上述结论正好相反。
    另外，研究还发现，结构的转型是劳动收入占比降低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要从结构转型入手，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建议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样才能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根据白重恩之前的研究，服务业中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税制，一个是垄断。中国当前的税收体制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因为中国很多服务业缴营业税，这与工业缴增值税不一样，营业税有很多双重收税，所以税收很重。比较中国所有OECD国家的服务业税收负担，中国最高。由于税是政策的一部分，可以改变我们的税收体制，使服务业能够发展起来。
    垄断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劳动收入上升。要发展服务业，应该减少服务业的这种行政垄断。同样的，工业减少垄断也是增加劳动收入的措施。

    社保与储蓄率的关系

    关于储蓄率快速上升的问题，则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白重恩表示，储蓄率上升，要么用来出口，用么用来投资。于是投资率在上升。而投资是有效还是无效，要看投资的回报率。据估计，1992年以后，投资回报率基本是在下降的。投资多了，要减少投资，只能靠加大出口或减少储蓄。外国人不可能买过多的产品，所以还是要靠降低储蓄。至于怎么样才能减少，还要分析储蓄的原因。
    这里有一个使用数据的问题。资本流量表，收入法GDP统计，中国财政年鉴，三个数据是不一样的，要对每一个数据来源进行分析。关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块，用财政统计年鉴数据；关于其他的，用资金流量表不适合，它低估了劳动者报酬下降的幅度，所以用GDP核算数据；至于资本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怎么分配，只能用资金流量表。
    根据数据可知，从流量来看，政府部门的储蓄是快速增加的；而起码在2004年以后，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并没有上升，占GDP的比例在下降；企业部门的储蓄占GDP的比例变化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部门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下降，而政府部门的收入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在上升。
    针对这些特点，怎么来减少储蓄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让居民有钱可花。这个当然也是很多人的观点。如何增加居民的收入？最主要的是靠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另外，还要靠二次分配。居民部门的收入，除了受初次分配影响外，还受二次分配的影响。居民部门除了有劳动者报酬，还获得一部分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收入拿来以后，还要交税，缴社保费。尤其是社保费，比例很高。
    社保的缴费有多大，各地区不一样，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中央有一个指南，按照这个指南，社保缴费分为五险一金。第一是养老保险，企业交工资收入的20%，个人交8%；然后医疗保险是企业交6%，个人交2%；另外还有三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这三险加起来平均4个百分点左右。把这5项加起来，就占了个人工资收入的40%。所以如果企业准备给我们发140块钱，就不能全发给你，因为政府要求我交社保缴费，于是就有40块钱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社保账号。除了五险，还有一金，是住房公积金，费用也很高，虽然不同城市不一样。以北京为例。北京的住房公积金企业交12%，个人交12%，加起来24%。40%加24%就是64%。所以劳动者报酬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不了的，都缴到社保那儿去了。除了住房公积金买房子的时候可以花，其他的部分都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
    从表面上看，社保缴费都是现交现付，工作的人交了又给了退休的人，等于是一个收入的转移，是合理的。但是，有学者做过研究，发现我们国家的储蓄行为跟其他国家非常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储蓄是特别年轻的人不储蓄。年老的人也不储蓄，把过去的储蓄现在消费，只有中间这一段的人储蓄。中国反过来，年轻人储蓄，年老人储蓄，中间这些人储蓄则相对比较少。年轻人储蓄是为了买房子。年老人储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念的原因。反而是30岁到50岁的人，观念都比较新，拿了钱就去花。结果，我们的社保就把消费倾向比较强的人的收入收来，给储蓄倾向比较强的人。最终就是社保造成了储蓄的增加。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政策目标之一是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率，就应该降低社保的缴费率，这样才能让居民有钱花。
    这里涉及一个社保基金额度的问题。如何弥补这种差额？一方面，降低了费率以后，可能更多人会参加社保。另外，国有企业应该增加分红，用来补充社保。企业的储蓄非常多，比居民的储蓄还要多，尤其是我们很多企业有行政垄断，利润非常高。这部分的利润，如果不把它拿走，就被企业拿去投资了，而且有的时候它们的投资并不一定会投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从降低投资率这个角度来说，鼓励企业分红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另外还要考虑政府应该怎么做。政府如果增加对社保的投入，税收就要增加，这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增长是不利的。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考虑加建设性的投资。这样才能拿出钱来支持社保，让老百姓的社保负担减轻，让居民部门的收入增加，最终才能够增加消费。(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白重恩简介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雷德曼讲席教授、副院长、经济系主任，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分别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数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曾任教于波士顿学院和香港大学。
    主要获奖：长江学者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8年获首届浦山中银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最高奖，2009年获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
    主要学术兼职：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密西根大学WilliamDavidson研究所及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中心研究员，曾任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先后担任国际期刊《比较经济学杂志》、《世界银行经济评论》和《中国经济评论》编委、清华大学《经济学报》的联执主编以及多种国内杂志编委或学术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公司治理、产业经济学、发展与转轨经济学等。

现场答问

    保障对于消费的影响要看是从谁的口袋里掏钱

    问：我是基金会的，我想知道医疗保险这一块您做过研究没有？增加医疗方面福利性的保障，对于我们拉动需求，刺激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你刚才特别提到福利性的医疗保险，福利性这个词很重要。这两年，政府对医疗保险加大了投入。现在，这方面的社会性保险分三块，一个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有一个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的效果，我们跟农业部合作，做过研究。结果发现，比较早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县和其他还没有开始试点的县相比，消费增加了。就是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确实是增加了消费。
    为什么？我刚才说过整体社保对消费的影响，但是具体到这一情况来看，并不一定。农村合作医疗没有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因为农村医疗那一部分，政府的资助力度很大。保费里面有80%是政府出的。农民自己出20%。还不仅如此。开始的时候，一个农民的保险金是50元，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加起来出40元，农民自己出10元，而且那10元钱还经常是地方政府补助的。后来，保险金又增加了，但是增加的那部分钱主要是政府出的，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并没有减少，于是农村合作医疗对消费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很正面的。但是关于城镇居民医疗方面的研究，我们现在还没去做，因为刚刚开始不久，我期待尽快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研究。

    问：劳动收入比例下降，究竟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一个影响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了，这是最直接的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第一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第二是财产性收入下降了。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就会带来消费的减少。另外，同样的钱，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了，其他部门的收入就一定会增加。当企业拿到钱以后，100%是储蓄的，储蓄率就上升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以后，导致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增加。
    至于说要素分配对收入不均的影响，这个我们还没有直接的研究结果。不过，从其他国家历史的研究发现，当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时候，收入会变得更加不平均。如果这个结果在中国也适用的话，大家这些年说基尼系数上升，也可能跟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有关。

    问：刚才讲到医疗保险对储蓄有影响，那考虑没考虑过另外一块教育保险，对教育方面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性的措施？

    答：如果说政府在教育上加大投入，直观上讲，那就会让老百姓少掏一点钱，等于说是变相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是我觉得这还要仔细分析，因为政府的钱可以用在多个方面，不光可以用来降低学费，还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即使是在民生方面，降低学费也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现在学费主要是大学交费，因为中国起码实行了9年的义务教育，政策上来说义务教育是免费的。那么是应该用这笔钱去降低大学生的学费呢，还是降低高中生的学费呢，还是把这个钱更多地投到义务教育，甚至是学前教育上去？我们学前教育现在投入还是挺少的。但是有很多研究证明，那段时间的教育往往特别重要。还有学前儿童的营养，一个孩子在5岁之前能不能喝到牛奶对他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这部分钱是不是应该用来做这个。并不是说政府在某一方面的投入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我们就一定要做。政府有多个需要花钱的地方，我们要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才能产生最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