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加强金融监管不符合占据资本主导地位的虚拟资本的利益，就注定了所有有关加强监管的言论与条约，最终都会沦为空谈。

    ●老欧洲逼美国妥协，并不是欧洲人真想要建立什么世界新秩序，而是要借美国危机深陷而从美国人手中夺取货币霸权。世界金融霸权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概念。战争手段就成为美国阻止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滑向深渊的惟一刹车器。

    ●虽然国际与东亚地区的格局正在变得对中国更有利，但启动中国内需来保持住中国的经济增长，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G20峰会由于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在全球一片喝彩声中结束了，当天全球股市的暴涨也反映了人们对峰会成果的乐观态度。英国首相布郎在会议结束时说：“一个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然而，这个新秩序真的可以建立起来吗？所谓的新秩序又真的比原有秩序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吗？

    一、建立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可能性

    让我们来看看建立有监管的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可能，这还是要从货币说起。信用货币是由各国政府用信用来担保的货币，其前提是政府要保证货币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这样就有稳定的币值，就不会出现通胀。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自给能力大幅度降低，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发达国家在物质产业转移后，开始转入到大规模金融商品生产，尤其是利用衍生金融工具使金融商品的生产规模变得无限巨大，世界资本的主体也由此从物质产品的生产，位移到虚拟经济领域。到目前，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700～800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2000万亿美元，世界GDP却只有50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2.5%。中国等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用出口所获得的货币购买了金融商品后，发达国家就可以用所得到的货币来支付进口，从而形成了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新生态。
    资本的基本属性就是不劳而获与贪婪，在传统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一般都在10%以下。而发达国家可以从国际产业转移中与衍生金融商品发展中赚到高达几十倍的利润，他们会愿意走回传统的发展物质产品生产的老路上去吗？所以，让发达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限制金融商品的制造能力，无异于让他们自杀。
    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就是想退回原有的物质资本主义形态也退不回去。只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竞争力就不可能恢复，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只有朝着更加经济虚拟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由于加强金融监管不符合占据资本主导地位的虚拟资本的利益，就注定了所有有关加强监管的言论与条约，最终都会沦为空谈。
    另外，新全球化之所以能如此在以前十多年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展开，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同时满足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像以往两次全球化那样，仅仅对发达国家有利。是因为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及其所创造出的金融繁荣，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产品剩余，从而给过剩形态的传统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消除过剩的新出口，建立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新平衡机制，更加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

    二、战争是阻止美国经济落向深渊的刹车器

    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以来直到目前，导致爆发这场危机的根源仍然没有消除的迹象。这个根源就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至今仍没有找到解决有毒资产的有效办法，所以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就始终摆脱不了紧缩过程。
    关于危机根源无法消除的原因，我有一个猜测，就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很可能像上次日本金融危机中那样，是用资本金购买了大量有毒资产。按照巴赛尔银行协定，金融机构资本金占全部资产的比率应为8%，资本金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就可以扩大，反之则必须缩减。这8%的资本金可分为两部分，一半是现金不能动，另一半则可以购买金融资产。当金融市场发生崩溃的时候，为了保持8%的资本金比率，就必须去杠杆化，而由于金融市场在危机爆发后已经接近停摆，用资本金购买的有毒资产就无法进行处理，因此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这些金融机构的盖子都揭开，恐怕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会因为核心资产严重亏损而必须破产清算。最终美国金融机构会亏多少钱其实也可以大体算出来，就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累积的大约6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本来5、6万亿美元的亏损数字并不是让美国人扛不动的数字，问题就在于美国金融市场的这个盖子由于上面的原因无法揭开，只能让美国金融机构在合约清算的时候，以破产的方式进行“死亡曝光”。
    要想避免这个前景，一个办法是向世界各国借钱来填美国金融机构的窟窿，但是看来是办不到，因为自去年以来除了中国，欧洲与日本都在减持美国国债，而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自今年初以来也在减少。所以美国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由联储发货币，把美国政府的国债和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都买下来。但滥发美元的后果必然是美元地位不保，会造成严重的美元贬值，最终仍会导致美元与美元资产价格的崩溃。
    要想避免因滥发货币而引起美元崩溃这个前景，从经济角度看，唯一的出路就是美国能成功说服乃至迫使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增发货币，特别是要求在经济与货币实力方面最接近美国的欧元区国家也增发货币，唯此才能保住美元的币值相对世界主要货币的稳定，这就是美国在G20会议前要求把加大刺激规模作为会议主题的原因。
    但是从结果看，美国借G20会议逼欧洲放松银根的打算也落空了，因为峰会所达成的协议，主题不是加大刺激力度，而是加强金融监管和改变IMF的结构。所以，G20峰会的胜利，不是美国的胜利，而是欧洲人的胜利。
    老欧洲逼美国妥协，并不是欧洲人真想要建立什么世界新秩序，因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朝着经济不断虚拟化的道路走，只是前进的速度有所不同。因此欧洲国家如果不能像美国那样拥有货币霸权，就不能走上像美国那样，用大量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生存道路，在法国和欧洲由于产业外移所引起的居民消费水平下降，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也无法止歇。所以，欧洲人的真实打算，是要借美国危机深陷而从美国人手中夺取货币霸权。
    从金融市场规模看，欧洲与美国不相上下，是除美国以外世界另一个巨大资产池，因此一直以来，国际资本主要是在美欧金融市场之间流动，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崩溃，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也只能是欧洲，这就为美元霸权地位因金融危机而严重削弱的时候被欧元取而代之，准备了条件。
    但是，美国会甘愿让货币霸权易手吗？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的40%，航母数量比除美国以外世界排在前20位的军事强国总数还要多，而世界金融霸权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概念。
    所以，战争手段就成为美国阻止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滑向深渊的惟一刹车器，因为美国一旦用战争手段改变了欧洲的安全局势，这个在美国以外最大资产池中蓄积的国际资本就会向美国流动，美元就会得到强劲支持。这也不是第一次，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都是在欧元与欧洲经济开始展现出强势的时候爆发的，而一旦战争爆发，欧元的强势就结束了。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在去年7月由于美国银行和AIG危机引起欧元暴涨到对美元1.6的水平，就爆发了格俄冲突及俄罗斯舰队与北约舰队在黑海的对峙，欧元对美元由此又下跌到1.3的水平。
    由于美国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金融经济已成为主导，实体经济则被逐渐掏空，美国要想在与欧盟的对抗中占上风，就必须拉住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物质生产能力为其所用，因此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全球新战略是“扰乱欧洲、稳定亚洲”，今后必定会转变为“拉住亚洲、打击欧洲”，使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国。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没有基本上完成，美国与欧盟进行全面对抗的准备就不会完成。

    三、抓住有利时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美国在经济虚拟化的过程中，与中国形成了新的共生关系，产业转移指向是东亚地区和中国，贸易逆差指向也是朝向东亚，但西欧有东欧，由于东欧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西欧的20～40%，地理上又连在一起，所以产业转移与贸易逆差的指向就主要会是东欧地区，因此东西欧关系就类似于中美关系，西欧经济的虚拟化就将主要有利于东欧，这从近年来西欧向东欧地区的大规模直接投资中已经可以看出来。
    所以，如果用所谓的世界“新秩序”来代表欧元的强势，用“旧秩序”来代表美元的强势，就不难看出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归属于新秩序还是旧秩序更为有利。换句话说，中国打倒了美元，对中国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美元虽然是泡沫，中国手中拿了很多，但是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有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也用这些“泡沫化美元”换取了大量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所以只要美元不倒，就对中国有利。
    虽然国际与东亚地区的格局正在变得对中国更有利，但启动中国内需来保持住中国的经济增长，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因为对世界来说，中国只有保持住了经济增长的步伐，才能不断改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实力对比，对东亚来说，只有中国的内需扩大，才能吸纳他们的出口，拉动东亚的增长。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严重不同步，这种结构扭曲形成了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块巨大的被压抑的需求，就是城市化所能产生的需求，其规模大到二、三百万亿元，因此足可以拉动中国经济在长期内的高速增长，也可以成为吸纳东亚地区出口的巨大海绵。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王建简介

    王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现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1954年11月28日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同年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1986年任副研究员，1992年任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1993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任国家计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并被评选为“1988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多次参与起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多次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各部委获一、二、三等科技进步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