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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17 作者:吴学安 来源:经济参考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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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日前对一起“网络通缉”案件作出终审宣判，这是北京市首起被判赔偿精神抚慰金的“网络通缉”案件。因与原单位发生纠纷，离职后的严某被原单位“人肉搜索”。原单位发布网上“通缉令”，不仅称严先生是“贼”，还公布了他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为此，严某把原单位福瑞来文化交流中心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通缉令”中使用了“贼”、“猪”等侮辱性语言；在失窃事件还没有侦查结果的情况下，使用了“通缉、盗窃、抓捕”等文字，足以让一般读者认为严先生实施了犯罪行为。此举使严先生的社会评价降低，并给他造成了精神压力，已经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对此，北京一中院终审判决福瑞来文化交流中心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在一家北京市发行的报刊上登载致歉声明，向严先生赔礼道歉，以恢复名誉，并赔偿严先生经济损失1300余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
2008年3月15日，“西祠胡同”网站出现一篇《请大家看看并揪出这个女骗子》的帖子，直斥一名叫余倩(化名)的女子以谎言向亲朋好友借款200多万元，挥霍于南京各大娱乐场所的劣行。帖子上不仅详细阐述余倩的行骗手段和过程，还罗列其身份证号码，毕业院校等信息，甚至附有余倩的数张生活照片。此帖一出，立即唤起无数网友的“热情”，中华心理教育网在第一时间制作了一张“网络通缉令”。随即，更多关于余倩的信息和照片被公之于众。于是，余倩的姓名、家庭地址甚至整容经历等，都被一一上传到了网上。
网络空间不同于传统媒体，既不受版面限制也不受严格审查的影响，在虚拟网络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发言和参与的机会，也能由此吸引众多网民的眼球。由此也出现一些人把现实社会中的矛盾放到网络上，利用其放大效应，促使网民参与其“追求正义”的活动。
在“一网打天下”的今天，“网络通缉”在虚拟的网络空间编织起一张“网”，但对现实生活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一个行侠仗义的“网络通缉”发出后，往往能迅速引起网民的关注，并在网络道义的激发下协助查找被“通缉”人。从这个层面上看，“网络通缉”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一条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传播和监督通道，有利于发挥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舆论监督作用，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但被“通缉”者的个人信息甚至个人隐私，也常常会被上传者或网友们挖掘到“妇孺皆知”、“体无完肤”的程度，全然不顾是否侵犯了被“通缉”者的权利，甚至不顾事实的真伪。在网络空间里，人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为这个虚拟世界的“护法使者”，这种想像的力量正是“网络通缉”得以风靡网上的原因。问题是网民毕竟不是真正的“护法者”，缺乏制度性的权力，他们往往依赖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乃至人身攻击，来达到个人目的。
“网络通缉”行为，行走在侵犯他人权利的边缘。
虽说时下“网络通缉”比比皆是，但由此引发的诉讼却寥寥无几。而有关“网络通缉”是否违法的争议，至今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实际上，网络引起的社会关系，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出现网络纠纷不能简单地以网络立法滞后作为判断结论。基本的法律法规在网络关系中依然适用。面对互联网这一新鲜事物及其衍生的各类问题，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缺失，目前已有《全国人大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等。
从法律上讲，只有国家强制机关才有权发出通缉令，并具有法律效力，而“网络通缉”无疑会削弱和影响真正通缉令的权威性和震慑力；更主要的是，大多数“网络通缉”并没有严谨的证据考证和逻辑推敲，网民很容易被误导和利用，成为打击报复他人的帮凶。所有的“网络通缉”是不严肃的，尤其是“网络通缉”极可能会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通信自由等项权利。一旦侵权成立，信息的上传者和一些自行设计刊登“网络通缉”的网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对于一些提供论坛、聊天室等网站服务商，如果他们明知用户在利用自己提供的服务传播违法的“网络通缉”而不制止，则承担共同侵权法律责任。由此可见，诉讼少并不等于违法事实不存在。
一旦网络的力量试图干预现实生活，就必然要面对现实社会法律的制约。积极发挥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就必须对“网络通缉”行为加以引导和规范。一方面，国家要对“网络通缉”之类行为进行立法管理，防止恶意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网站要加强信息管理，杜绝恶意的“网络通缉”信息通过自己的渠道传播。而对于广大网民来说，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文明上网，才是使自己的网络言行游离于法律“高压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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