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保留外汇储备，主要是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偿还外债，一旦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或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可随时用于干预，保持本国币制的稳定。但外汇储备规模并不是越多越好，据学界的测算，最佳规模应该保持在5000亿至7000亿美元。但截至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了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一。如何提高巨额外汇储备的收益，成了温总理的一大难题，被称为“富贵的烦恼”。
    事实上，从2003年底国务院决定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开始，中国就尝试“过剩”外汇储备的投资，当时成立了专门负责外汇注资的机构——汇金公司。关于汇金公司的性质、定位、职能、人员编制等一直带着神秘色彩，争议不断，笔者也曾撰文质疑。2007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舍弃“金融国资委”的行政模式，组建一个超脱任何部门的外汇投资机构，被媒体称为“外汇投资公司”。
　　新华社3月14日报道，外汇投资公司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专门从事外汇的投资管理，规模预计在2000亿美元，一旦成立，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公司。对于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我们首要关心的是：“外汇投资公司”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公司，其业务范围是什么，是金融类企业还是非金融类企业，是特设成立的，还是按照《公司法》设立的，有没有必要对其职能、组织架构、投资方向等进行专门立法？
　　一些专家建议对外汇投资公司制订专门的法律法规，以确定公司性质、完善治理结构，规范公司的运作。并以一些北欧国家和新加坡设立的外汇储备投资公司就为《公司法》所特别豁免，并由特定的法律管辖来论证立法的必要性。事实上，专家们混淆了“外汇投资”和“外汇投资公司”立法的界限。对于外汇投资和外汇储备的管理而言，确有立法的必要。但是外汇管理法或者外汇投资法不是“外汇投资公司法”，前者是对外汇或者外汇投资行为的规范，而后者是对投资主体的法律规制。
　　在国内外，对某些特殊公司确实有专门立法的先例，但对一个公司进行专门立法，则除非该公司承担特殊的公共政策方面的职能，不属于市场化运作的机构，如国务院对三峡工程总公司进行立法，制定了《三峡工程公司条例》，但对于商业化的公司，则鲜有专门立法的先例。按照笔者的理解，既然外汇投资公司作为一个市场化、商业化的投资机构，其和一般的投资公司一样，都应该适用《公司法》，而不要轻易搞一些“特批”或者行政特设的行为，轻易突破《公司法》对公司设立和法人治理等方面的规范，成立一些不受《公司法》约束的特权公司。
　　《公司法》自1994年实施以来，屡屡被政府的一些“特批”公司所突破，颜面无存，使《公司法》一度成为实施状况最差的法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一些窗口公司，投资等不受《公司法》的制约，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脱离监控，造成的损失历历在目，尤以广东粤海集团亏损300多亿元为甚，甚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形象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都是违反《公司法》的代价。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外汇投资公司的投资行为和一般公司并无二致，应该按照《公司法》完善其决策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进行评估和问责，有何必要动用宝贵的立法资源专门立法呢？至于外汇投资的领域、投资方式等问题，则属于《外汇管理法》的必备内容，和对外汇投资公司本身的法律规制是截然不同的立法事项。
　　因此，笔者建议外汇投资公司在筹备的时候，应该完全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设立，完善其组织架构，而不要通过特设等方式设立。只有在《公司法》的范围内来运作，才能确保外汇投资的安全。同时，吁请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外汇储备管理法》，对外汇储备的使用、经营、管理及投资方向作出明确的规定，确保外汇投资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