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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将在执法中逐步实施一些人性化的办案措施。其中，较受瞩目的一条规定是，检察官在办案中，若发现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小孩及病人在场的，可暂不进行搜查和抓捕。(见昨日《华西都市报》)对这一规定，反对、赞同者皆有之。
反对者认为，刑事司法的目的，是对犯罪者实施人身、财产上的制裁，没有必要注入太多的温情，对犯罪者的宽容，就是对守法者的不公。部分基层执法者对上述规定亦有微辞，认为司法实践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贻误战机，并没有必要顾忌太多。赞成者则认为，犯罪嫌疑人也是人，法律可以剥夺其权利，但不能漠视其尊严，在搜查、抓捕中回避其父母、儿女，正是司法人性化的最好体现。
我们赞许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新举措中体现的人性化倾向，因为刑事司法并不仅仅是国家的“刀把子”，也体现对犯罪人权利的保障。即使犯罪者实施了漠视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犯罪行为，法律仍应对其合法权益加以保护，这其中，当然包括他与他的亲属的个人尊严。
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上述人性化措施由检察机关提出，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检察部门自行侦办的案件，多为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涉嫌犯罪者往往人身危险性较轻，只要布控得当，延缓搜查、抓捕时间，并不影响侦查效果，相反，单独抓捕或许更有利于减少执法障碍。
问题是，同样的规定如果套用于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面对瞬息万变的案情，可能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成为束缚基层执法部门手脚的桎梏，难以推行。
但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任何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都应秉承对人性、亲情的尊重，不能在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下，漠视基本人伦与尊严。对人性、亲情的尊重，更大程度上应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应当跨越管辖部门、案件类型乃至刑事民事的界限，融入每个执法者的血液里。
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例并不缺乏。2002年，武汉警方曾接获信息，得知一名杀警潜逃的罪犯与阔别10年的双亲约定在火车站见面。现场指挥员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待逃犯与父母话别后，才下达了抓捕指令。2005年，四川省大竹县检察院对一名交通肇事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暂缓批捕”的决定，理由是其儿子即将参加高考，批捕势必影响孩子的考前心态。
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公安机关在罪犯父母前实施抓捕，也没有任何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对子女即将参加高考者“网开一面”，可是，无论对象是穷凶极恶的杀警罪犯，还是偶尔失足的交通肇事者，我们的执法者都在关键时刻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缺乏宽严相济、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是很难做到这些的。
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刑事立法意味着正义与权威，刑事司法包含着民心与公意。基于对亲情伦理的体谅，《刑法》规定了“近亲相盗”不为罪；基于对生存底线的关注，司法解释要求在没收犯罪人财产时，必须为其亲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刑事执法，则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司法正义，它当然应当承载惩恶扬善的严厉性，但也必须尊重与维持人类共通的情感，使刑事司法的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刑事执法中的法意与人情，不应交给刻板、僵硬、注定将被违反的条文律令，而更应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潜入每一名执法者的内心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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