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北京可以看到五千年未有的奢靡，天价夜店、餐厅争相斗艳，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然而，到底是谁构成了这些奢靡消费的主体？京城高档餐饮店的业主们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来这里吃饭的大概只有20%~30%是个人消费。70%以上是公费埋单(基本都是企业买单)。而这70%公费买单的里面，又有60%来自石化系统(我们离石化系统的单位比较近)。一般什么行业赚钱多，什么行业来得就多——石化系统、电信系统、房地产开发商……”(《小康》2月6日)

　　近年来，消费主义新浪潮正在席卷中国。从广州、深圳等地举行的奢侈品展销售的火爆，到北京、上海等城市消费场所一派繁荣，不论有多高的“天价”，在中国都不愁找不到买家。尽管“天价”的纪录正在以迅猛的势头被不断刷新、打破，人们却变得越来越麻木。然而，无论有多么麻木，“以奢侈为荣”的声音，却从来都是清晰而响亮。从尊重个人选择来说，政府、公众和舆论都不应对个人的奢侈消费进行过多的谴责和干涉。然而，如果奢侈消费不是出自个人的腰包，而是公款，那就自然另当别论了。
　　尽管目前尚没有权威的调查表明，究竟是什么人构成了奢侈消费的主体。不过，《小康》杂志借业内人士之口，从侧面展现了公款作为奢靡消费主力军的现实。“一般什么行业赚钱多，什么行业来得就多——石化系统、电信系统、房地产开发商……”业内人士如是说，矛头直指当下的垄断和暴利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业又是与权力媾和最密切的。垄断行业依靠对行政权力的游说而维持其既得利益，房地产开发商也在与政府、官员私通间而获得丰厚的暴利。也正是因为当下我们的社会存在着权力支配资源的制度漏洞，这是奢靡消费非理性繁荣的社会根基。
　　如果没有公款消费，如果富豪们财富个个来路清白，恐怕这样的场所也就不会如此繁荣昌盛。所以，从本质上说，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奢侈消费场所之繁荣，乃是汲取权力与资本之恶而生长、盛开的“恶之花”。只要知道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公款消费可以拉动GDP的增长，但是却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商人们等通过权力运作而获得的暴利，也不会创造真正的社会财富，而是使财富发生转移。因此，他们的奢靡消费实际作用只有一个——浪费。
　　对比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对公款奢侈消费显然不应停留于道义批判的层面，我们还需要寻求根本的制度解决之道。对于公款消费，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严格约束，红头文件不知下发了多少，然而，如果不寻求通过法制建设和制度监督，不从约束政府权力入手，不从源头限制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发挥，那么，这一朵朵“恶之花”盛开到何时，就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