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人不会痴。有朋友劝我不妨写点“小说”，我自忖：可惜没天赋。转念又痴想：如真有文学素养，再加点野心，定把咱《经济参考报》的李文茹，作为文学作品女主人公。
以京剧行当作譬喻，“小弟妹”篇（一）中的徐妹妹，好似花旦或刀马旦，情趣横生，性情开朗，可唱可看，即使拍成电视连续剧，收视率也不会低。而李文茹当属“青衣”无疑。但这位青衣，犹如《爱莲说》中一枝白荷，迎晨风而亭亭，可远眺而不宜近狎。她若入文学巨著，贵在淡淡然而韵味深远，讳莫如深，非哲人莫辨其人也。
文茹是北京人，在中山大学攻经济学本科，毕业后是被新华社干部局去挑来的。当时《经济参考报》急需增员，且要懂经济专业的年轻人。但报社领导班子对每进一位成员都极慎重，决定挨个儿要“面试”，不合意者再到干部局去另选。当时国内一些单位进人时要“面试”，较为鲜见。１９８２年春，《经济参考报》尝试了一回。四位大学生——韩战辉、姚光、江佐中、李文茹撞上了。是开心？抑或尴尬？这滋味只有他（她）们自己心知肚明。
主考官是当时报社副总编丁仰炎——学问深厚、见多识广、常驻国外、平易近人，后任新华社总社外事局长。笔者当时则以编辑身份，有幸当“面试助教”。说实话，我一边记录，一边看新鲜：四位后生，一人一个特别的“初次见面”，真的，挺新鲜。
姚光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名校名系，体魄健壮，答题时迅即成句。选词、语气、逻辑，利落、恰当，不用套话。不到１０分钟即ＰＡＳＳ，韩战辉英俊倜傥，谈吐儒雅，出身于军人家庭，倒看不出将门之子的举止。他刚从《工人日报》实习结束，交谈时我感到：颇像某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态度恳切又不慌不忙地解析中央当时开放精神。（果然，２０年后他是经参的党委专职副书记）；第三位进来的小伙子，有点心慌意乱，一半粤语一半官话，衣裤旧兮兮，手脚不知放哪里……他说是农村贫家子弟，好容易在中山大学攻读经济系毕业。主考官发现他对经济改革、商品、市场、价值规律，说出了许多新观点，不时点头首肯，对话延续半小时以上。这位江佐中凭他的才德，现在已是广东顺德市委纪检书记，来京开会时不住高档宾馆还下榻新华社招待所，与经参老熟人叙旧。
最后一位推门而入，乃身材修长、容貌秀丽、肤色白皙的女学生李文茹，从发型、服饰到谈吐，可用“素”和“静”两字圈定，与前一位小江是同学，风格则大异。她对考官的若干经济题目，认真听取，随即稍一颔首思索，只用三两短句，便说个明白。记得当时我顺口问了她一句：“在广州读书几年，广东话学得怎么样？”她答：“能听懂”。我说：“也许以后会派你去广东采访呢。”果不其然，１７年后，文茹真的被派往香港分社，当了整整３年驻港记者。且因她对金融、经济业务熟，分社领导见了笔者多次赞扬文茹。
我与文茹初见印象淡淡。一年又一年，我们也常见面，有时也聊几句，仍给我“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只是，经常在编委会安排重要报道、应急言论时，会落到她头上。有时我路过那大办公室，若干女士正热烈议论某事，笑谈声传出。只见文茹仍端坐近门口桌子前，干自己该干的活儿。一个不事张扬的人，一个不声不响做事的人。难怪没过若干年，她已获得新华社副高职称，并在经参总编室负要责。
不要误解她清高并孤傲，更不要推测她平淡并索然无趣。她上街购物或去食堂就餐，常常与三两同事轻轻笑谈，并肩进出。
平静似镜的湖水，居然也会跃起金鲤。我与文茹那年去新加坡和泰国出访，有了１２天零距离接触，看到了她做人处事的另一面——机灵、敏捷、荣辱不惊，从思维以行动。
因公出访，手续之繁杂，可想而知。当时我手头活多，她也是初涉此事。特意让这位秀才去各部门打打交道，还要办些国际来往信函和电话。我准备好她会不断来问我一道又一道的手续。不料，当她真来到我面前时，就静静地说了一句：外事局问我们当天几点钟动身，他们好派车。
直到我俩坐上飞机，我问她：“你办得挺顺，挺麻俐呀？”
“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她浅浅一笑，毫无怨意。
新加坡国度虽小，而安排的谈判、参观、采访却毫不轻松。有一点意想不到的是，文茹被“妻子和丈夫”时装店老板周燕雪女士看中，足足让她当了两小时的“模特儿”。这一计划外的采访线索，来自抵达狮城当晚。该国华文报刊集团各家报社总编室请我们。认识了集团主席、很具绅士风度的周景锐先生。交谈中得知他太太周燕雪是高级时装设计师，在美国学的专业，作品曾获得美国总统奖。
燕雪夫人的时装店规模不大，但一眼望去，服装设计追求贵族气派，职业服装也以精致、时尚见长。面料和做工十分讲究，“伊利莎”已是该国名牌。除政党领导人外，许多外国驻新大使和夫人都常来光顾。娇小的燕雪夫人堪称新加坡中年美人。她热情接待，详情解答我们提问——肤色、身材、职业、性格和各种服装款式搭配的科学道理和美学观点。我们俩认真笔记，夫人活泼地拉我们站起来：“请两位一面试穿，一面听我讲吧！”
她像百花丛中摘花，一伸手拎出一套，分别交给我们去试衣室换上。我俩转身出来时，惊喜地相视而笑，夫人不失时机地插一句：“中国人讲，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嘛，现在人讲，着装一定要穿名牌呀！”我们悄悄发现，每套服装价格，相当我们三四个月工资。眼看午时快到，我们再三告辞，夫人盛情要求：“李小姐，你的身材，在新加坡女人中少见。有几件我新设计的，请你再试一下，让我增加信心和灵感……我请你们吃完午饭，送两位到宾馆，一定不影响下午采访。”文茹便耐心地换了一身又一身，我一旁欣赏，不由得想：高级设计师和文茹的身材气质，真正演示了人间绝配。
这时引得几位制衣女工都出来观看，且啧啧称奇。共进午餐时，燕雪夫人兴奋热度尚未减退，一再说：“李小姐自然、大方，比专业模特儿高贵。你如在新加坡工作，我一定要不断麻烦你了。”文茹只是微笑不语，回到饭店房内，她正经叮咛：“老周，今天的事儿，一定要保密。要不是为了外事礼节，为了采访，我要谢绝的。”岁月已冲淡往事，此刻恕我解密吧。
还有件狼狈的事，让我俩都领教了新加坡法纪之严。某日半夜，回到饭店，见桌上一张通知，要我们于“今日搬到×楼×号房间去住，因这层楼明天要装修”。……我们行李杂物摊得处处都是，我说：“夜深人静，搬起来惊动别人呢。”文茹也果断地说：“新加坡人特礼貌，不会半夜来轰我们的。”次日一早，打开房门一瞧，傻眼了：几位工人正轻手轻脚把走廊地砖都撬起，各客房间门已敞开，客人全服从命令搬走了。我相当惊慌去找了个马来民族的服务员，他礼貌地说：“你们整理吧，等会儿我来帮助搬。”我真怕给中国人丢分儿，文茹则镇静地讲：坏事变好事。这一节，我们将来可以写进文稿内。
老天偏要开我们玩笑，不事张扬的文茹到了泰国，又会违她所愿，掀起一阵“浪花”。我们下榻在曼谷分社，房内那破空调如坦克压地，震耳欲聋，入睡时只能关上。室温上升至４０摄氏度。虽然知道外面三星饭店房钱不比分社的贵（因经参是财政独立，故住宿费由本单位掏），设施较好。但为了在分社获得更多信息，宁可缺觉忍受室内高温，也熬着。分社首席记者和其他同志热情接待（他们都是本报国际版主要撰稿人），介绍情况，互换了名片。
问题出在名片上了。彼时正逢总社一调研小组去曼谷。分社会议室就在我们房间对门，好像整天在开会，直到半夜听到讨论声越发响亮……我与文茹面面相觑，无法入睡。次日早饭后，总社一位同志来看望我们，顺便聊及他们连夜开会未免太辛苦，不料他含蓄地笑着，瞧一眼文茹：“都是为了你们的小李呀。”
此言一出，我与文茹皆大惊失色。自思数日来循规蹈矩，怎么惹了事了？他说：“没事儿。主要他们看到小李的名片上，已是主任编辑。看着像个大学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评得这么高这么快。而分社的首席记者还未评上呢。我向他们介绍了小李的资历和业务水平，并表示回国后要社党组多关心驻外记者的职称评定。”
有趣的是，那位首席记者再次来探望我俩时，对文茹既热情还有些敬意，反而使文茹极不好意思。
当我们庆幸终于有一天要离开曼谷这“烤炉”，飞回祖国时，竟还有一个“惊险”在等着。在机场与分社同志殷殷话别，刚过安检门，突然一位警察非常严肃地拦住我俩，用英语讲：“对不起，你们必须打开一个箱包，里面有一挺冲锋枪，不能带，我们要检查。”
当时美国的“９·１１”恐怖事件尚未发生，我一听警察所言，有一点蒙，便翻译给文茹，岂料她却坦然笑了：“是我带的。给儿子买的玩具冲锋枪，体积还不小。”于是，警察拿到实物后也客气地说：我们请空姐在飞机上替你们保管，到北京归还。
总算回来了。两人拟了八篇通讯题。我喜出望外地听文茹说：“老周，我看你又要忙开了，我写初稿，尽量学学你的文风，写得轻松形象点。”不消数日，八篇稿子已放在我桌上，我好感动。素知她平时写经济述评、言论、调查类稿件，轻车熟路，以快手称。现在过了十多年，我重读这些出访散记，自己都怀疑：这是文茹执笔的吗？真的很像是我写的。也许，这就是她不显山不露水的灵气。
这枝“白荷”，我近日常常见到。她依然年轻，飘逸，微笑而诚挚地问候，依然在报上发表她见解独到的文章……可惜我仍只能对她远望，只恨自己此生不是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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