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正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仔细查看招工信息。本报记者:傅丕毅 摄

一名企业主开着私家车招农民工。本报记者:傅丕毅 摄

　　记者在杭州、湖州、绍兴、义乌等地调研农民工就业时，碰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级政府，或是哪一个政府部门，都说不清在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下，本地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就业，或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失业，政府部门说得清、道得明的最多只是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数。
　　在位于香山路上的义乌市劳动力市场，当记者询问起当地春节后农民工就业岗位的波动情况时，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这样回答记者：“劳动力市场上人气没有明显变化。”记者问到：“是否出现了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状况呢？”黄允龙顿了顿对记者说：“劳动力市场的情形，很难反应全市的真实状况。”对于记者接着提出的，作为就业管理部门，是否对岗位减少状况以及哪些行业就业受到冲击比较大进行过调查时，黄允龙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在温岭市劳动保障局，记者也同样询问了农民工就业波动情况。该局副局长李玉友说他们还没有就具体情况进行过调研，不过根据媒体的报道来看，他认为温岭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还可以。“就业岗位数量究竟有多大变化，有多少农民工节后返城了？”记者一再地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追问，李玉友告诉了记者这样一个数字：“估计在3月份会减少5%的岗位。”
　　记者在绍兴采访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对于绍兴有多少农民工需要就业，当地一些政府部门官员说没有具体的统计。就业岗位的数字也是抽样调查企业得出大概数。

　　一位镇党委书记的“苦经”

　　湖州织里镇是国内著名童装生产基地，除本地人口外，大约有25万流动人口，镇党委书记陈鑫堂向记者诉说了他的苦恼：“农民工确实为织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内心来讲，我希望农民工能够少来，因为每增加一个农民工，我的管理费用要增加500元，包括治安管理、卫生管理、就医就学、劳动保障、供电、供水等管网基础设施配套，去年花在农民工身上的管理费将近一亿元，镇里压力非常大，25万人的管理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叠加。”
　　陈鑫堂做过一个统计，去年在织里打工的农民工每个人平均收入大约为3万元，“以25万人计算，那就是75亿元，这解决了多少家庭的生活问题？为社会培养了多少有技术的熟练工甚至老板？”陈鑫堂说：“从来没有人，也没有部门，从解决农民工就业的角度对基层干部进行过考核，有的只是GDP考核，但是GDP统计的是规模以上企业，就业大量是在中小企业和家庭工业，我们最根本的目的不是GDP有多高，而是老百姓有没有富起来！”
　　记者在许多农民工聚居地采访中发现，陈鑫堂的“苦经”在基层干部中有强烈的认同：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测算过管理农民工需要花费的社会成本、行政成本，也没有一套评价体系从解决农民工就业的角度来评价基层干部。在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输入地，一些有怨言的基层干部并非拒绝农民工流入城市，他们非常认同城市大门向农民工打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大门打开以后，除了要建立起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制度体系外，还应该有一套针对城市管理者的公平的评价考核制度。

　　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政府就业考核机制

　　一些基层干部和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无论是说不清的农民工就业数字，还是基层党委书记的“苦经”，都折射出当前须进一步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政府就业考核机制，而前提是首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只有把数字敲实了，体现奖惩的考核才能有刚性；只有刚性的考核，才能给地方干部为农民工服务提供动力。
　　首先是要尽快建立基于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基础上的失业预警机制。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曾经进行过一项统计，以在浙江农民工总数1700万人计算，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00万，外省农民工约500万。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现行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是把这1700万农民工排斥在外的，因为登记的就业、失业对象只是城里人。”绍兴县当地基层干部也说，现在只有下岗职工、40、50岁人员就业有考核指标，而农民工就业没有纳入考核，所以还得上级部门出台相关措施。
　　陈诗达认为：“如果不把农民工纳入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在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下，就会出现这样的笑话，经济很糟糕，大量农民工失业了，但我们的失业率还是很漂亮！”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说：“近年来，许多专家都在呼吁建立失业预警机制，因为这个机制在社会风险管理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某一区域失业状况的分析，党委政府能够提前应对可能发生的社会不稳定，但是如果不把农民工纳入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失业预警机制建立无从谈起。”
　　其次是尽快建立统筹城乡的政府就业考核机制，让就业成为衡量地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指标。农民工被排斥在国家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之外的现象，暴露的仅是当前我国就业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呼吁，在西方发达国家，衡量政府经济管理水平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就业率，我们党委政府应该更多从就业角度评价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刚性的、细化的统筹城乡的就业考核指标体系，就业考核指标应该像安全生产、社会稳定一样有“力度”。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上级政府应该把城乡就业率的提高、失业率的降低，作为对下级政府考核考评的重要指标。政府在衡量一个企业的贡献时，除了税收外，还应该考虑企业每年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支付了多少工资。政府在评估一个项目的时候，要评价这个项目能带来多少就业岗位，要把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列入政府审批，尤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西部地区要重点考虑引进高就业项目。政府除了进一步完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外，还应该主动建立调查失业率机制，因为有些实际失业者或就业者并不会主动到劳动部门登记，政府可通过访问调查的方式，进一步掌握准确的就业、失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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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部分区域出现阶段性的“就业高地”现象，许多企业用工紧张，但同时又有一些地方因为就业岗位萎缩，许多农民工无法就业。这种农民工就业局部失衡的现象凸显了就业信息发布机制存在的问题。记者在农民工输出大省贵州采访时也发现，因为就业信息不对称，许多农民工存在盲目流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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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当前农民工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但是记者最近在浙江绍兴、湖州两个块状经济明显的地区采访时发现，这里企业普遍面临招工难情况，农民工需求缺口巨大，逆势出现“就业高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