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全国国土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发展潜力，划分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域空间布局，并明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

上海浦东陆家嘴高楼群

藏原羚在黄河源头地区活动

　　十七大报告强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正迈入新时期。
　　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如何衡量区域发展协调性？新的主体功能区概念同传统区域经济“四大板块”有什么关系？一个个问题表明，为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把脉”显得迫在眉睫。

谁是下一步区域协调发展的“拦路虎”

　　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地区经济工作会议上传出的信息显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正在不断增强。
　　“我们已经听到了欠发达地区追赶的脚步声。”在会上，一位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干部说。此言不假，内蒙古从2003年以来，连续四年GDP增速居全国第一；广西立足区位优势，以推进与东盟的合作为机遇，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创下13年来的最高。
　　在区域发展中，重点地区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日趋明显。区域经济增长三大引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GDP超过全国1/3，进出口总额超过全国2/3。此外，近年来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出现许多新的“增长极”。广西正在研究制定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黑龙江提出建设哈大齐工业走廊，湖北与湖南分别提出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经济圈战略，四川与重庆正致力于打造成渝经济区。
　　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一组数字显示出，东北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增速普遍提高，区域发展增速差距趋于缩小。从生产总值增速看，“九五”时期增速最快的东部与最慢的西部地区年均增长率相差2.1个百分点；“十五”期间，增速最快的东部与最慢的东北地区只相差1.74个百分点；去年，增速最快的东部与最慢的中部地区差距缩小到1.1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增速均超过东部，中部与东部的增幅差距缩小到0.3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表示，尽管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增速趋于缩小，但区域发展绝对差距依然很大，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开发无序、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仍十分严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
　　事实上，“四大板块”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仍然在扩大。仅以东部与西部地区相比，1978年东部人均GDP是西部的1.8倍，2000年是2.4倍，2006年是2.5倍，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相差十倍。在社会发展指标上，东北与中西部同东部相比更落后。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拦路虎”也开始出现。一些地区在地方主义与歪曲政绩观的影响下，“行政封锁”与“地区壁垒”依然存在，过去从一个地方运蔬菜到异地要额外收费，现在则演化出技术壁垒，外地的产品不适合本省标准，干脆拒绝入内。行政壁垒导致生产要素不能合理流动，更产生开发无序、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在南方，一个没有任何汽车生产基础的地区提出要把汽车制造作为支柱产业。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有2/3的省份把汽车当作支柱产业。
　　专家认为，在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还有很大挖掘空间。当前要素资源价格改革不到位，仍是困扰区域协调发展的“瓶颈”，要素资源价格还不能真正反映这个产品的稀缺程度，一方面导致工业增长粗放，另一个方面让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真实成本不能得到实际弥补。此外，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资源税费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这些体制机制的不健全都阻碍着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协调性，要用什么样的尺子来衡量

　　现在社会各界议论最多话题之一就是，用什么来衡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它关系到如何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关系到对区域发展工作目标的认定。
　　杜鹰认为，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需要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来看。杜鹰与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应该主要看四个方面的指标。　　
　　一是地区间的人均生产总值差距保持在适度范围内。应该看到，地区经济做到总量完全一样很难，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区域间均衡化。即使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州与最不发达的州，经济总量也相差数十倍。而人均生产总值则不同，美国人均GDP最高的州与最低的相差不过两倍，在欧洲这一差距也只有两三倍。但在欠发达国家，这一差距很大。有统计数据显示，土耳其是13倍，印尼是17倍。在中国，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相差十倍。要缩小这一差距，必须让生产要素与人口流动起来。要注意的是，缩小不是杀富济贫，而是要让不同地区在共同发展中来缩小这个差距。
　　二是各地区群众能否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在教育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普九”。在现实中，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促进就业、扶贫济困、公共安全与公共文化等方面。在我国绝不能因为地域不同，而让不同地区的群众不能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推动这种权利的均等化，把基本公共服务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延伸，从城市向农村延伸，真正实现全覆盖。
　　三是要看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是否得到充分发挥。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大而全”“小而全”，区域比较优势被掩盖掉了，更不用提优势资源的充分交换。现在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无疑可以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再通过优势交换，整个国民经济将拿到一份额外的“红利”。与此同时，区域优势资源的交换，会形成新的生产力。实际上，比较优势是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的理论根基之一，其能否得以充分发挥，也是区域发展是否协调的“度量衡”之一。
　　四是看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协调。当前，无论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同样面临生态环境问题。太湖蓝藻暴发导致当地饮水危机，当时连喝干净水、洗澡都困难，难说有什么幸福可言。在西部一个县，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较早地开展畜牧业，曾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县，可由于超载放牧，草场退化，现已成为贫困县。人与自然不协调，不能称得上是完整意义上的区域协调发展。
　　新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用单一目标或指标来衡量的，而是追求一组目标都要控制在一个范围内，才可以称得上区域协调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其工作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

新的主体功能区会替代“四大板块”吗

　　谈起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正在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词。从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提出，到写进“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直至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主体功能区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主线之一。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把全国国土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发展潜力，划分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域空间布局，并明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这不仅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重大举措，更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工作。
　　曾有一些基层干部与群众议论，随着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我国已逐渐形成东部、西部、东北及中部四大区域板块，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主体功能区，难道要取代这“四大板块”吗？
　　为什么提出形成主体功能区，其背后隐藏着三个理由：一是过去对国土单元划分太粗，早期主要分为沿海与内地，改革开放后划出东中西三大地带，直至现在的“四大板块”。有关人士认为，即使是“四大板块”的划分，仍是一个宏观的划分，因为不同板块内部情况千差万别，有时很难实行统一的区域政策。区域政策缺乏针对性，好比射箭一样，靶心太大，箭射到哪里都算射中，又都射不中。这些年来，有些地方抱怨政策“一刀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认为政策缺乏区域性。
　　在过去，国家经济总量小，区域发展的板块划分得不细，问题并不大；然而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达20万亿元，面临着有限的水资源与18亿亩的耕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需要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细细划分。没有很好的规划，国土资源就没有办法实行精确化规划，更不可能把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与充分有效利用资源落实到每一寸国土上。不该开发的地方开发力度很大，该开发的地方又不注重节约资源。
　　欧盟是成功实施区域政策最典型的一个联盟区域，20多个国家被分成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下，被划分出的不同功能标准区块达1200余个。德国是实行区域政策力度非常大的国家，全国划出270多个标准区块，平均每个区块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一个县，在不同功能的区域实行不同的政策。
　　破解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一个大好机遇，可前提是要真正了解主体功能区与“四大板块”间的关系，主体功能区不是对“四大板块”的替代，更不是复制，而是互补与细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