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一大顽症。这种两极分化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势必引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也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发轫于32年前、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一大奇迹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只解决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两大命题中的第一个，即“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问题。第二个全社会“共同致富”的命题，应该说远远没有破题。由于物价水平的上升和贫富相对差距的拉大，解决共同致富的难度甚至比改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仅全民收入占G D P的比重比30年前下降了许多，城乡差距、行业之间差距、企业高管与一线职工差距、国有企业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以及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也都比30年前扩大了许多。这种积重难返的症状，甚至引发了部分地区、部分人群的不满情绪和浮躁心态。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改革成果将会大打折扣，未来努力也会事倍功半。
　　掐指算来，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垄断资本和权力资本，始终是制造财富马太效应的两员“悍将”。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们在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种经济成份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给垄断资本织造了一付大“襁褓”；在积极调动各级政府学习经济管理方法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给“裁判员”留下了许多下场踢球的“入口”。恰恰是这种欲拒还迎、并不彻底的“半市场化”改革，制造了大量政策性或隐性的收入，拉大了贫富的差距。特别是当垄断资本与权力资本联袂行动的时候，财富的“虹吸效应”就愈加明显，暴利行业、富豪、明星就层出不穷。像房地产、石油、电力和电信等，就是社会质疑最多、百姓意见最大的领域。
　　所以，解决贫富悬殊之策，首当破除垄断。无论是行政垄断还是自然垄断，都有必要让出独自盘踞的大量要素和资源。众多国有企业一边享用着全民资产，一边拒绝提高红利上交比例，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如何在竞争性领域彻底地对外和对内开放，让各种经济成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在垄断领域内培植出民营资本的“大树”，这是今后必须要做的事情。
　　其次是提高工资。已有不少专家指出，从现在开始，政府应该制订和实施居民增收计划，并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和明确。当然，政府部门应该先做好精简机构和裁撤冗员，毕竟我国公务员人数之多已是世界公认的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高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稳定队伍，搞好服务，并以此带动其它各种企业和机构组织的薪金水平。
　　第三是减免税负。目前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税却只占个税总额的1/3。也就是说，中低收入阶层仍然充当着个人收入调节税的上缴主体。这是很不正常的。今后应尽快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收尽该收的，减掉该减的。对待企业也要有放水养鱼的心态。在外贸条件许可的前提下，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粮食及农副产品的补贴标准。并在全国范围内，杜绝各种野蛮的城乡拆迁，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获得真正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