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两会前夕点评中国经济时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要居安思危，“我们必须利用这段时间提高经济的品质”。
　　林毅夫所言不虚。从主要经济指标看，目前全球经济已有起色，但如此之小“安”难掩已成气候之大“危”。可以预见，未来10年或者更长，由外部发起的挑战将频繁出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制造”形成全球围堵之势，不仅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也频繁向中国发难。一些发达国家还试图通过推行“碳关税”等“绿色”手段强化贸易壁垒，以环境保护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大多受高失业率困扰，且短时间内难以消解，再加上他们国内选举在即，因此今后其国内政客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动将越发强烈。
　　其次，逼迫人民币升值之声甚嚣尘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提及人民币汇率和市场竞争问题，还说将在今年同中国领导人就人民币汇率“进行一些非常严肃的谈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发表文章提议，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还给我们扣了一顶“重商主义”的帽子。
　　未来之危还不止于此。更具深远影响的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令主要经济体开始“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今年达沃斯论坛主题)。从其预算投入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调整了发展战略，将绿色能源等产业纳入发展大计，借此占领未来全球经济竞争制高点。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由“债务驱动”转为“出口驱动”，还提出要将“经济再平衡”进行到底。可以预见的是，即便世界经济在总量上可于三五年内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其内在机理也与以往大为不同。凡此种种，都对我们构成巨大挑战。
　　将目光由外部转向内部，我们还需接受两个现实：一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依赖出口严重，这次国际金融风暴中，国内最难受的并非金融业而是外向型企业，那种低成本、低附加值、高投入、高消耗却没有核心技术的发展模式已被证明是一条就要到头的“死胡同”，二是经过30多年实践与探索，坐拥庞大外汇储备的我们，已具备了参与国际资源合作开发和跨国经营的能力与条件，我们在继续引进资本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走出去”。
　　于是，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经济应当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答案并非单选，但“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选项已获得普遍共识。那种“不管赔赚，能出口就好；无论技术含量高低，是外资就欢迎”的理念，该改一改了！
　　可以说，这是今后我国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的必然选择，是应对国际经济贸易形势日益复杂的根本手段，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国家都得接受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必然规律，都得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大分工中去。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从外而内地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深化，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我们还应意识到，中国经济要想获得可持续的稳步增长，就一定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以此形成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同时加快“走出去”战略，以此增加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