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思考，本报已经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中国面对危机应如何从内需、外需、支柱产业等多个层面调整自己的发展步伐。面对战后最严重的国际经济危机，少数同志对中国发展之路产生了疑虑。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最佳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不能动摇；中国参与和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能改变。

    一、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因出现危机而“转向”

    全球范围的传统计划经济“实践”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条行不通的发展之路，是一种时时处于短缺和饥饿之中、国家繁荣和人民富足可望不可即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加上无休止的折腾，更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市场经济则是工业迅速发展、财富迅速集聚、大多数人迅速摆脱贫困实现温饱的选择，是没有短缺、没有凭票供应、没有饥饿的经济制度。
    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经济制度，但比较而言，传统计划经济是每日、时时处于危机阴影之下、一旦爆发危机就会造成制度崩溃，前苏联和东欧都是如此。而市场经济是在大多数时间保持相对稳定发展、即使在危机时期也能保持市场繁荣；较少时间出现调整或衰退，极少时间出现严重危机———战后，称得上这种规模的危机，只有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最近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早些时候的严重危机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这样看，差不多40年才有一次“轮回”。出现衰退和危机，正如正常的人有可能生病、感冒、甚至得肺炎，有时需要调整、治疗或静养，最终能回到正常发展轨道。而传统计划经济则是一种通过内部调整难以摆脱困境的“不治之症”。
    “市场经济”前定义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则是中国人民在普遍规律之上的更佳选择。比较而言，“社会主义”更能集中社会资源办大事，更能迅速有效地发挥“有形之手”的调节作用。在这次全球危机中，中国的体制优势发挥得更为出色，在避免巨大的经济危机冲击、较早走出下跌阴影方面，中国都令世界瞩目。

    二、不能把因危机采用的特殊对策当作常态，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不能动摇

    有形之手在市场失灵、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无形之手才是市场经济的无冕之王、长青之树。一旦产业调整到位、市场力量正常发挥作用，还是要无形之手成为主导，有形之手逐步“放手”甚至退出。最近已经有信息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在商议，随着经济生活逐步走向正常，政府的干预行为要逐步退出。
    市场配置资源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内容。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在市场出现失灵的危机情况下，行政力量可以做部分弥补和完善，但不能让行政力量成为长久的主导力量。不要把危机情况下的“特例”，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常态；不要把某些“侥幸因素”(如资本市场尚未放开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较小)，当作决策必然甚至体制优势。另一方面，公平竞争原则不能动摇。对某些企业采取的资助和优惠政策，在特殊时期也许是必要的，但不能形成对其他同业的歧视，一旦恢复正常，还是要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回暖，发展和就业的压力都在呼唤：市场要进一步开放，多种行业的准入门槛需进一步降低，民间资本至少不应低于外资的“待遇”，特别要给予民间资本更多的发展空间。

    三、市场经济必然与全球化同步，不能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否定开放、放慢开放，而是要更自信、更有步骤、更科学地面对全球化

    应该看到，全球化虽然有利有弊，但对多数国家是利大于弊的，对于充分发挥自身经济优势、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的国家，有可能是发展的极佳机会。举例而言，“出口导向”使一大批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战后德国、日本莫不如此，亚洲“四小龙”也不例外，近30年，中国也是这种战略的最大受益国之一。而“出口导向”的基础是全球化的、开放的世界市场。
    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一时、一地区的危机或特殊情况而转移。在信息、交通、贸易、金融和人力资源充分流动的今天，没有哪个人、哪个企业、哪个行业、哪个国家能置身于“地球”之外。多种资源的全球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示了全球化的必要性和巨大利益。当然，全球化也使危机的扩散和消极影响加快了速度，加重了程度。处于这个大潮之中，除了极为封闭和落后的少数国家，很难有哪个国家能够对危机完全幸免或置之度外。我们不能只想享有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而不想承担市场经济带来的风险、痛苦和调整。本质上说，危机其实是一个阶段发展以后市场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强制性调整，一方面它会带来破坏性的损失；另一方面，却又能清淤却病，让经济生活重回正常进步的轨道。市场经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波折、螺旋式的上升的过程。全球化进程又何尝不是这样？
    为此，我们在面对全球化时，要时时刻刻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最大考量，要有步骤、有选择、有侧重地考虑开放步骤和程度。对于事关发展全局的领域，开放可以先试点、后推广，如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适当筑起有形和无形的“防火墙”，尽量趋利避害，确保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有利有弊”就拒绝开放，不能因为有风险就逃避开放———总体上说，一个国家是早开放、早主动，晚开放、多被动。中国能在这次危机面前从容面对，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对世界市场逐渐适应和充分利用的结果。
    我们还要看到，全球化是全球各国的事，不是一两个国家的私事，也不是发达国家的“家事”。这次危机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存在着种种不足和弊端，需要调整、改革甚至重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是促进国际经济体系走向合理和公正的必由之路。这方面，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