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到“金砖四国”(BRIC)峰会，世界听到了来自最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声音，看到了它们的作为，也猜出了它们的心思。
在各方期待、默许至少不抵触之下，将平等、公允和包容等一些符合时代特征的人文要素，注入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使之焕然一新，对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类似的想法正由奢望向现实靠拢。尽管这样的靠拢目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姿态，但顺着它们指引的方向望去，不难发现一个可惠及全球更多数人且为国际社会普遍接纳的新秩序。
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过时了吗？或许，更应这么问：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过时多久了？
这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由英国将主导权转移给美国，二战后以美国超强政经实力为依托，重新构建起来的“游戏规则”，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集群型崛起，越来越与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脱节。
本次累及全球的金融风暴，更是彻底暴露出主导者曾试图掩盖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老化、脆弱和失衡。这场金融危机充分证明，西方发达经济体一手搭建的国际经济秩序———由欧美实际掌控的国际多边机构作为一个重要表征，已难以针对当前困扰全球的重大经济问题给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国际多边机构，其构成已远远落后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步伐，在本次危机中也就无法实施令世界满意的协调政策。
此外，面对危机，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于是，国际社会发出了要求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进行调整的呼声。这样的呼声不光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来自西方发达经济体内部。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说，“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新秩序产生前的阵痛”，还指出当前“全球社会”的需求之一就是新的、强有力的多边机制，让权利和义务得以落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意识到，对这次刺痛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必须深刻反思。上个月，他在出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典礼时说，美国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态度需要有一个根本改变，以便为其陷入严重衰退的经济营造一个新的基础。
虽然大的共识已经形成，但各经济体在如何调整、从何做起等细节上仍有分歧。可以预见的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新确立，是一个充满了折冲樽俎、时进时退的漫长过程。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个概念的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奥尼尔曾预测，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金砖四国”与美国、日本一起跻身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之列，但令人怀疑的是，届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能否获得与其经济实力匹配的话语权和决策力。
考虑到时间、成本、效率及阻力等因素，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当前秩序下手，不可能翻天覆地、推倒重来。更加理性、务实的做法是，以接受既成事实———西方发达经济体仍执牛耳、暂不挑战美元霸权———为前提，在某个层面、某个区域实施“补救作业”，比如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争取话语权，或增强货币互换以增强本币的区域影响力，通过这样的渐进方式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有效调整，为最终获取与经济实力和市场地位匹配的话语权积累筹码。
在应对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同时以自信和负责任的态度，积极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通过双边、多边和地区性合作等各种渠道，为世界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中国的所言所行，已在国际社会中为自己争取到了额外的加分。
有分析称，今后中国在重塑国际经济秩序之中能否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不仅取决于主要经济体与中国政经实力此消彼长之程度，还取决于中国所承担国际义务之大小。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取决于中国在这场秩序变迁中能否提出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设计和广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议。
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进一步增强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沟通与合作，以积极的建设性姿态投入到符合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需要的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当中。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金砖四国”峰会上所言：“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挑战面前，让我们以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共同努力，深化合作，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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