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这7000多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初，中国美院已经明确对外表示，购买的藏品中357件为包豪斯学院作品，2000多件为包豪斯时期作品。
杭州市5年前以5500万欧元购入7000多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藏于中国美院。前不久，《德国每日镜报》援引德国网站的报道质疑原藏品拥有者布诺汉在交易过程中涉嫌欺骗，中国美院随后回应表示报道严重失实。为探寻这一事件的始末，《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独家专访到事件的众多当事人——参与这批收藏品前期谈判的杭州商人潘建阳、旅德设计师何见平及中国美术学院相关负责人，以探寻“包豪斯藏品”的交易与收藏始末。
2010年，杭州市政府出资5500万欧元购买了7000多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由地处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收藏，这件事曾一度成为当年艺术与设计界关注的热点。
然而就在前不久，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一家名为“包豪斯噱头”
(The Bauhaus Bluff)的网站从5月2日至4日连发7篇文章，质疑这批藏品的原拥有者德国艺术品商布诺汉(Torsten
Brhan)在交易过程中涉嫌失信、欺骗，并暗指在2010年以5500万欧元“天价”购得其一大批设计藏品的杭州市政府和保管方中国美术学院成了“冤大头”。一时间，这一亿元级的交易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于外界提出的质疑，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助理、包豪斯研究院院长杭间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专访时表示，购买这7000多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之初，中国美院已经明确对外表示，购买的藏品中357件为包豪斯学院作品，2000多件为包豪斯时期作品，其余为与包豪斯设计、风格相关的作品。从来没有说过全部为包豪斯学院作品。
其后，一位名为潘建阳的杭州商人联系《艺术评论》与“澎湃新闻·艺术观”，称自己曾参与这批藏品的前期谈判并直指杭州市政府和中国美院在本次交易的程序方面、价格认证方面或许有某种程度的疏忽，并直接将矛头指向自己曾经的合伙人、旅德设计师何见平，称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欺骗手段影响买方对此次交易的时机、价格、付款条件、藏品细节等方面的判断并从中牟利。然而对此何见平回应称潘因为原先借这批藏品获取买地优惠政策未果故此怀恨在心，污蔑他从中牟利。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则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详述了中国美院从研究到谈判近4个月的过程，并称“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深知这笔钱的来源和它将要发挥的作用、意义和价值”。
这批价值5500万欧元的“包豪斯藏品”真正的交易与收藏始末到底如何？
是杭州成了“冤大头”，还是交易商合伙人之间的内讧？
2010年秋，杭州政府从德国艺术品交易商布诺汉(Torsten
Brhan)处购得一批数量可观的设计藏品，交由中国美术学院收藏，用于学生教学和博物馆展示。
由于藏品中有不少包豪斯时代的经典之作，部分媒体报道中多称此次购买为“包豪斯藏品”，而中国美院的展览中所用的名称多是“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品”，然而这却成为“包豪斯噱头”这一网站炮轰的重点。
该网站称2011年展出的这批藏品中的部分精品，其中一些是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原作，也有不少复制品，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藏品“绝对不可能被归类到包豪斯名下”。
网站引用了德国设计专家迈克尔·埃尔霍夫(Michael
Erlhoff)此前在一家德国网站Stylepark发表的一篇文章，该专家认为除了狭隘的展览名称与实际上丰富的内容不匹配以外，一些展品的归属和来源也大有问题。如理查德·萨帕(Richard
Sapper)所设计的一个水壶，盛放该水壶的玻璃盒子印有“1932”的年代标记，可是事实上该水壶1980年代由意大利公司艾烈希(Alessi)生产，而1932年只是设计师的出生年份。由此，该网站直指这单艺术品交易中的大部分藏品都含有欺诈性质。
然而事实上，这批藏品涵盖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制造联盟、“包豪斯”与德国现代设计教育、荷兰风格派与荷兰设计、国际主义风格设计及其他各类设计收藏共计7010件。中国美院也回应说，“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是包豪斯学院的作品。”
据《中国日报》2011年3月的报道，购买藏品共花费了杭州政府5500万欧元，对于设计品来说，这不失为一笔巨款，而针对这批藏品保护和研究的投入还在持续。
2014年2月26日，旨在对这批藏品进行保护、展示和研究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工，该馆位于杭州中国美院内，由199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设计，建筑总面积1.68万平方米，投资约1.67亿元人民币，预计在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据悉该展馆还将包含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美院也计划开设包豪斯研究的博士点，招生工作已经陆续启动。
从大单交易到学科建设，在“包豪斯噱头”这一网站看来，这是因为中国正急于摆脱“山寨大国”的形象，于是寻求各种方式在产品设计领域加强其创新性，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杭州和中国美院掉进了“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