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
　　如今，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内需疲软，决策者开始用出口导向型增长提振经济增长和就业。这需要弱势货币以及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实现需要的贬值。
　　今年年初以来，全球20多家央行在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的引领下放松了货币政策。在欧元区，外围国需要弱势货币以减少外部赤字和刺激增长。但由量化宽松导致的欧元弱势进一步刺激了去年已经高达GDP的8%的德国经常项目盈余。其他欧元区核心国的外部盈余也在上升，这使得整个货币联盟的总体失衡十分庞大并且不断增加。
　　在日本，量化宽松是首相安倍晋三的改革计划——“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它让日元急剧贬值，现在正在导致贸易盈余增加。
　　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采取量化宽松让美元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美元兑其他发达大宗商品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和许多新兴市场货币的汇率也出现了走强。对这些国家来说，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货币贬值，有助于抵消出口下降对增长和就业的影响。
　　美元兑经济和金融十分脆弱的新兴市场货币也在升值。这些经济体存在财政和经常项目双赤字、通胀抬头和增长放缓、巨额存量内外债务以及政治动荡。甚至中国在去年也短暂地允许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而产出增长放缓可以诱使政府让人民币贬值更多。与此同时，贸易盈余再次上升，部分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大量倾销其供给过剩的商品——如钢铁。
　　直到最近，美国决策者对美元强势并不十分担忧，因为美国增长前景比欧洲和日本都要光明。事实上，今年初，人们希望美国内需足以支持其GDP增长率接近3%，即使美元表现出强势。人们认为，油价下跌和就业创造将提高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源部门以外的)资本支出和住宅投资将随着增长的加速而走强。
　　但如今，情况已有所不同。美国官员的汇率神经过敏症正在日益显露。美元升值速度比所有人的预期都要快；而2015年一季度数据显示，美元升值对净出口、通货膨胀和增长的影响也比决策者的统计模型所表明的更大更快。此外，强劲的内需没有成为现实；一季度消费增长十分疲软，资本支出和住房投资更是萎靡不堪。
　　结果，美国实际上已经加入了阻止美元进一步升值的 “货币战争”。美联储官员开始直言美元是影响净出口、通货膨胀和增长的因素。美国当局也开始日益批评德国和欧元区采取弱化欧元的政策而不采取刺激内需的政策——比如临时性财政刺激和加快工资增长。
　　此外，口头干预之后将是政策动作，因为增长放缓和低通胀——部分是拜强势美元所赐——将让美联储比预期更晚更慢地退出零政策利率。这将逆转部分最近的美元涨幅，阻止增长和通胀的下降风险。
　　货币摩擦最终可能导致贸易摩擦，而货币战争可能导致贸易战争。而这可能让正在着力完成大型地区级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的美国陷入麻烦。关于奥巴马政府是否能够在国会赢得足够选票批准TPP的问题现在变得更加不确定，因为一项立法提案试图对参与“货币操纵”的国家征收关税。如果这一将贸易和货币政策联系起来的立法被写入TPP，亚洲参与者将拒绝加入。
　　如果大部分政府追求通过内需刺激增长的政策，而不是以邻为壑的出口手段，世界将会变得更好。但这需要它们更少依赖货币政策，更多依赖合理的财政政策(如增加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支出)。甚至提高工资、因此提高劳动收入和消费的收入政策也比货币贬值(这样会抑制真实工资)更有利于国内增长。
　　全球贸易余额总数等于零，这意味着不可能所有国家都成为净出口国——而货币战争终归是一场零和博弈。因此，美国加入战团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