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与妻子莫妮卡，于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特朗斯特罗姆于上周去世。
　　摩肩接踵的人群是一块毛玻璃，飞舞的黄叶是拍出的一份份小电报，邮票是一块魔毯，树的影子形成了一串黑色的数字。人称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为“作家中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里充满小说家的“元想象”，称瑞典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为“诗人中的诗人”，除了他极纯粹、极标致的超现实主义诗风，还与他稀少的产量与巨大的国际名声有关。看看他的译者阵容，都是各国诗坛的顶级人物：芬兰的凯?韦斯特伯格，美国的罗伯特?布莱和约瑟夫?布罗茨基，波兰的切斯瓦夫?米沃什，中国的北岛。
　　在瑞典，特朗斯特罗姆有另一个绰号：“秃鹰诗人”。中文不太好听，但“秃鹰”说的不是形象或习性，而是意指他眼界开阔，覆盖世界，直抵寰宇。托马斯的第一部诗集《十七首诗》，很薄很薄的一本册子，写的时候，刚刚20出头的他在听西贝柳斯，所有诗篇都对应上了西贝柳斯音乐里的乐章，有《序曲》，有《复调》，有《节与对节》，有《尾声》。他靠着这本集子赚的钱去了希腊和土耳其。再往后，等他工作了，他出国旅行就更多了。
　　旅行的见闻反哺了他的诗歌写作，如《一个贝宁男人》，题注“谈16世纪贝宁王国一个葡萄牙犹太人的青铜浮雕照”，这个浮雕照片，就是他在维也纳一所博物馆里看到的。1980年代中他访问中国，写成《上海的街》一诗，让中国人看了椎心不已：“黎明时人群奔醒我们宁寂的星球/公园到处是人，人人都长着八张玲珑的脸，以对付/各种情况，避免各种过失……”他自幼的偶像，是享誉世界的探险家利文斯顿和斯坦利；而在人类社会之外，自然界也留下了他的足迹。2013年斯德哥尔摩的国立博物馆办了个特别展，展出特朗斯特罗姆儿时收集的昆虫标本。他80大寿那年，哥特兰岛上发现的一种稀有的甲虫，以他的名字命名了。
　　诗人闯世界，从各种文明、各种景观里汲取灵感，但他以什么为生？托马斯不是家境富裕的公子哥，他得工作，事实上，人们但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名，却很少了解他赖以谋生的主业：心理学家。从1960年年近而立起，他就开始服务社会，最早在一所青少年管教所担任教养员，后来又接触到众多问题人群——北欧这些高福利、高幸福感国家，人的心理疾患也得到了格外有力的重视。
　　“他们犯了罪，可说起自己的行为还挺委屈，”托马斯曾长期供职监狱，后来，他在受访时回忆起那些年轻的罪囚，“他们说：‘我站在一个房子里，面前一大堆钱，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说得好像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至于钱到了他们口袋里，跟他们没关系。这种有意思的心理被他抓住了，他获得一枚精致的洞见：“你怎么经验，你就怎么表达。”
　　你怎么经验，你就怎么表达。诗人之强，不就强在与众不同的经验吗？他说蘑菇“是黑暗的地底下/一个抽泣已久的求救者的手指”；睡着的人，“舒展成轮子的辐条”；人在帐篷里点起了火，他却说“炉子主宰着帐篷”；人走路，发出动静，平常到不能平常的现象，他说，这是“地面的爆炸”。
　　角度奇特的经验，制造出众多令人惊叹的表述，读他的诗，最多不出三首，定会遇到让你目瞪口呆的灵光闪现。万有引力定律，尽人皆知了吧，有形的物体都在地面上，或早晚要落到地面上，托马斯却写出了“白天压着我们工作，夜晚压着我们睡觉”。移动总有目的地，有终点，但梦游者会去哪里？托马斯说：“梦游者尼古德摩斯走在/通往地址的路上”。在《嘉里隆》中，旅馆的“地下室拖着身子在上楼”，发出奇怪的响声。“步行街在外面走动”，这句话让我想起那个经典的脑筋急转弯：“小明看见一双运动鞋，为什么发抖？因为他看见一双‘运动’鞋”——不过，托马斯的世界观可比小明复杂多了。
　　托马斯名气来得早，而他出过的诗集都很小，比如《十七首诗》，我们会好奇，谁会掏钱去买一本只有区区十七首诗的书来读？事实是，这本集子一问世就收获好评。比他小15岁的芬兰诗人凯?韦斯特伯格，因为翻译《十七首诗》而与托马斯交厚，两人讨论西贝柳斯，互访对方的国家和文化，蔚为美谈。年长于他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也跟他有几十年友谊，两人的通信以《航空信》为主题结集出版。勃莱力推托马斯，托马斯却说，他更经常与一些对他的诗作不感兴趣的人在一起——比如服役的罪犯。
　　勃莱把托马斯的诗译成英语，他说，有次做活动，有人问托马斯，他的工作对他写诗有何影响。在美国，诗人通常会说，我工作，挣了钱才好支持自己写诗——谋生只是需要，不能和艺术创造相比。托马斯的回答则出人意料：“好奇怪，怎么从没人问我的诗怎么影响我的工作呢？”
　　我从这句话里窥见了他思维和灵感的秘密，那就是下意识的换位、颠倒、倾转。也可以说，是不确定，工作与谋生哪个为主，哪个为辅，在托马斯这里是不确定的。仍然可以从他的诗句中找到无数证明。“影子摆脱物体”——而不是物体消除了影子；“天空好像突然被暴雨涂黑”——难道不是先天黑再下暴雨的吗？顺序的颠倒产生了奇迹。
　　《脸对着脸》，一首经常得到论者赞许的短诗，名字就隐含了一种二元平行观，再看这些句子：“灵魂/磨着风景，像船/磨擦停靠的渡口”，“死线丈量着雪深/脚印在冻土上衰老/语言在防水布下枯竭”：看，居次的、漂移的、附属的、抽象的东西，依次挑战居于主位的具体而稳固的事物。最后，有一天，“一切转过了脸/大地和我对着一跃”——再也没有主次之分，就连时间的先后，也被抹去了。
　　于是生命变成一场寂静，一场辛酸的幽默，任何奋力在其中找出规律的人都将受挫。诗人的任务是把意外从逻辑中解放出来，把语言从词语中解放出来。托马斯的诗，氛围寂寥，词语凝练锐利，有如金刚石，不免让人揣想，他本人也该是北方雪国的一个至纯至粹、镇日苦吟的文人吧。实际上，托马斯一直在靠自己的专业生活。他说过：“有太多的事我想做——这是我的人生难题。”在监狱里，他的任务是疏导囚犯的心理，这是个全天候的活计，“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写作的。”
　　音乐，美术、心理学乃至公职，都成了他的爱好，养家和写诗不仅不冲突，还互相哺养。他有很好的钢琴修养，在他的诗里，有“序曲”，有“交响乐”，有“管风琴音乐会”。他还翻译，他曾为瑞典语《圣经》翻译过部分章节；他说，要真给他全天的时间专心写诗，他反而要瘫痪了。
　　在冷战激化、各国都政治挂帅的六七十年代，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遇到了批评。人说他不写政治。其实他也写，1970年出版的诗集《看见黑暗》，是探索他的个人经历的，但有好几首诗都让人联想到政治。他最好的诗之一，《论历史》，通透地讲出了政治的本质：“激进和反动生活在不幸的婚姻里/互相改变，互相依赖”，而我们，“作为它们的孩子我们必须挣脱”。接下去又是目光如炬的警告：“每个问题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叫喊”，不要随便搬移甲地的经验到乙地去用，最后，“请像警犬那样在真理走过的地方摸索！”
　　1986年2月28日，瑞典总理奥洛夫?帕尔默遇刺身亡，真相至今未破，掀开了瑞典冷艳安宁之下政治阴暗的一角。无数文人就此事大做文章，斯蒂格?拉森的畅销小说“千禧年三部曲”，揭黑打恶更是毫厘不爽。托马斯却是个异类。他说，总理遇刺一事，无法刺激他写作的欲望。换句话说，在他的深处没有“内力”前去迎击。“我感兴趣的东西，都得有一段长历史，我能回到一个很早以前的时代。”
　　他心中的“长历史”，当然来自他的“秃鹰”之眼。他不关心一起谋杀，却会关心“谋杀史”，会关心悠久而普遍存在的镇压、监控和服从，因为这与心理学有关；它关心体现在人类行为里，而不是意识形态里的政治。且看他怎么写官员：“和死亡打交道的人不会惧怕天光/他们在玻璃房指挥，他们在阳光下拥挤/他们把身子伸过柜台左看右顾”（《在野外》），再看他怎么写审查制度：“请回味句中的含义。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会/那时旅馆墙上的高音喇叭已被遗忘/我们终于能安睡，变成正长石”（《致防线背后的朋友们》）。
　　诗歌，在特朗斯特罗姆看来，是二元相遇的结果，“一种强大的外力突然与一种强大的内力相遇”——只有一元，是不足以写诗的。对于文学和诗歌而言，心理学也是另一元，心理学让人更真实，更“在地”，不至于闭门造车。心理学也保护了他，让他可以通过稠密的意象，而不是通过宣言和社论来向政治发言——如果他必须要这么做的话。
　　59岁时他不幸中风，右半边再也没能恢复，他用左手写诗、弹钢琴。那时，他才出了第十本诗集，一共不过二百来首诗。太少了，是的，但这对广大写诗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激励：大诗人也须百般锤炼，始得文字的真金。
　　他言语困难，行动不便，但音乐仍在他的大脑和心灵的深处，1996年，新诗集《悲哀贡多拉》发表，名字取自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的钢琴曲，他在好友瓦格纳病逝时写下了这两支曲子。诗集中的第一首《四月与沉寂》里，他写道：“我唯一想说的/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如当铺里的银子”。他通过这样的句子思考，或者不如说——等待着死亡：“沟中的花朵、鼓乐和沉寂/走吧，他们已被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