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隔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都有一两种艺术品成为新宠,一方面是拍卖公司、古玩界、收藏经纪人“事先看好”了某些类别的藏品有潜力,就先期大量“囤货”,
通过人脉之口口相传,专场拍卖的推动,更多以众媒体及舆论之“概念引导”炒作这类拍品;另一方面,在此类古董或名家书画被炒热、追捧,此后的一年半载或较长的时间里,这些艺术品被一般收藏者因从众心理驱使而“争购”,使其逐渐“干涸”。而由于市场“永远逐利”的本性,猎寻新的藏品目标就成为下一步的必然选择,就如同不断循环的“明星制造”业。
近年来,通过市场观察,笔者发现,“文”字号藏品已越来越多地受到藏家、投资者的热捧,除了尤以古籍碑帖、文房清供、文人手札等为显,几成“薄发”之势。此“薄发”或曰“勃发”,“包装”、“炒作”因素少,实乃20多年来中国拍卖业日渐圆熟,藏家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鉴藏理念到位之“厚积”的结果。
固然,从一个大的概念来说,所有的艺术品都是文化产品,民族的审美旨趣、宗教与习俗、其时的人伦教化需求、历史、科技等要素均溶在其中。但本文所指的“文”物,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不包括一直风行拍场的“文人”书画,或瓷器中具有浓郁文人画特质的浅绛彩。
古籍碑帖,是“文”物的最集中载体,承载着“纸上”传统文化的精髓。某种程度上来说,
“文”物市场吃香,拍场走红,就是中国古代“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吃香”、“走红”,而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到今日能被“看到”、“触摸”,进而可以捧回家细细研思,就是靠留存于书册上的文字、图式所赐。因为有了百年千年相隔,它们被称为“古籍”、“碑帖”。古籍碑拓近年在市场上非常火爆。在2013年的春秋两拍中,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匡时、西泠印社、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北京诚轩、北京荣宝、北京华辰等10家拍卖公司,共推出了“古籍碑帖”专场20个,成交4226件(套),成交额为3.3亿元。此外还有北京的中国书店、上海的嘉泰、博古斋,天津的鼎晟、立达,南京的盘龙等,均专事古籍拍卖。2012年北京匡时夜场拍卖,“过云楼藏书”以2.162亿元人民币成交价,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世界纪录,一年后匡时秋拍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也以2990万元创当年高价。
古籍碑拓为什么“吃香”?除其本身因为资源稀缺、赝品较少等优势外,主要还在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纸上”的集中体现:经史子集、碑文拓片等。而当下之时代,现代化、全球化一日千里,相对于现代化带来的“机械化”、“电子化”,带有人类原初诗情画意及手工体温的艺术品、工艺品,变得更为稀有而可贵;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越来越靠近欧美文化之倾向,使民族文化被极大削弱,古典文明的力量被消解。喜欢中国古典艺术品的买家,几乎都是对传统的、民族的文化,怀有深厚感情者。一方面,他们买这些艺术品,固然有投资的取向,但喜爱这些艺术品之美和民族审美特质,应是最初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并且,越是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越能从“比对”中凸显出自己的民族特性、传统之优异。我们姑且借用词语“吃香”,其实只是想表明:并非因为是现在被“感觉到了”、“被发现到了”而拥趸它,促其走红,而是它本身的“回归”——掸去其上被岁月和记忆遗落而积起的灰尘,让它呈现出应有的迷人状态。
事实上,古代“耕读”社会,“耕”即是读书,即是崇文。著书立说、刊刻书册、惜字藏书等一直是风尚,在古人精神生活中地位很高。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无论是皇家、官舍,还是民间乡绅“诗书传家”,对建藏书楼均非常重视,古董反倒是作为一种“玩意”,被归为生活调剂、嗜好之范畴。 走俏市场的“文”字号,除了古籍类,另一大类是文房雅器。文房类用具的材质较为丰富,有金、玉、石、瓷、铜、犀、玳、木、竹等。作为古代文人的日常用品,文房杂项保留至今总体数量不是很多,主要原因在于其本身的制作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且绝大多数集中在“识文断字”者手里。而制作工艺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匮乏,民间流传的多是家族手工业作坊式制笔的工艺流程,“指导材料”少,也直接影响了“产品制作”。文房四宝、印章、印盒水盂、笔筒、笔洗、镇尺、紫砂壶、鼻烟壶、砚屏、文玩核桃、手串等文房杂项,一般都具有小巧、精致、优雅、文气等特点,它们既可为习字、作画、熏香之实用,也是修心怡情养性的陈设品,甚至是娱乐休闲之器物。而今日很多都市人,居家都辟有大书房,里面配备了电脑、音乐播放器等现代电器。如有文房清供等“请入”,则更能增添古雅恬静之气,将书房营构成一种清和雅正的“精神道场”,成为现代人释放压力、心灵栖居、情愫游逸的一个美妙所在。由此,从古玩店到拍卖场,文房类艺术品的“吃香”成为一种必然。以砚台、古墨等文房四宝为例,近年市场价持续上升,古墨价格从数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手串、佛像、佛珠、熏香等也逐渐走俏。有资料统计,2013年中国嘉德等国内10家著名公司共推出过40个文房清供专场,成交3110件(套),成交额高达7.19亿元。其中北京保利春拍的“燕闲清赏——翦淞阁文房古器录专场”取得了100%的成交率和8892.95万元的成交额,西泠春拍的文房清玩·晚清四大家篆刻专场也100%成交。就像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总经理陆镜清说的那样:“文房艺术品是‘小中见大’的,‘小’是价格上的小,‘大’是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大。文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文房又是最能体现文人精神的。”
文人的文稿手札、名人的题跋墨迹等,是这两年备受瞩目的拍场新品,也是“文”字号走红的后起之秀。拍场热捧的“文人”、“名人”,包括政治文化界名人、专家、教授、学者、演艺界人士等,这个群体“产出”的信札﹑条幅、对联、笔记、手稿、题词﹑手书古诗文﹑临摹写生等,品目很是丰富。
笔者打开手边的《光明日报》,在“美术版”上便刊发了整版的“大家墨迹”,这批选登的“文史翰墨——首届中华诗书画展”,实际上就是“文化名人”作品。这些作品既有鸿函巨椟的珍藏手稿﹐也有俛拾才思的自书诗文﹐更有笔墨横姿的妙手丹青。介绍提到的文化名人有袁行霈﹑饶宗颐﹑吴小如﹑冯其庸﹑叶嘉莹﹑戴逸﹑刘征﹑汤一介﹑傅熹年﹑王蒙等。
文人、名家手迹的拍卖,以可供套现的信札为宠。2014年春季歌德艺术拍卖,“赵庆伟藏名家文稿遗墨”专场座无虚席。该专场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大家的手写书稿原稿,开启了手稿收藏新领域,成交率高达95%。其中王朔手稿《一种感觉》,是当时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8.75万元成交;钱钢的报告文学手稿《唐山大地震》以16.1万元成交。近两年,史家的纯粹学术著作和稿本,也走出了“枯燥无味”故纸堆,开始被藏家认可。继2012年“南长街54号藏梁启超重要档案”公开拍卖后,2014年6月13日“陈垣先生著作和稿本”也在广东崇正拍场以630万元人民币整体落槌。尽管拍卖之前已引起中山大学、中山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和新会图书馆的极大关注,但最终结果不是学术机构购藏,而是为私人藏家夺得。事实上,除重大的史料与研究价值外,这批手稿文献的另一大亮点是其书法价值。陈垣擅长书法,字体近似米芾,潇洒流畅,晚年依然笔力雄健,令人追慕。
市场有“需求”,拍卖公司就不会放过“商机”。以西泠拍卖为例。2009年秋,西泠首度推出“名人手迹·碑帖书法专场”,随后几年精心梳理推出“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辛亥革命专场”、“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对日抗战七十五周年专场”等。专场每次推出大约200件拍品,成交率每次达90%以上。2013年秋拍,他们将名人手迹的征集范围扩大到了国际,推出“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专场中国部分的拍品,包含了辛亥前贤、国共两党党史重要人物遗墨,台湾“中央研究院”重要文史资料,以及林语堂、沈从文、陆小曼等民国名士和邓丽君等华人巨星相关藏品。其中一封来自周恩来、陈云关于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通信,以235.75万元高价成交,而外国名人手迹是国内拍场首次规模性推出的拍卖,汇集了狄更斯、哈代、柯南道尔、雨果、左拉、大仲马、小仲马等重量级作家的亲笔信,罗斯福、丘吉尔等政治大腕的亲笔信,以及爱因斯坦的书信、好莱坞影星及音乐家签名照等。 更早以前,明清文人、名家的信札尺牍,已为目光独具者注目并抢得先手,如2008年,著名演员张铁林以250万元买下清代画家赵之谦的《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手札三十九通,2009年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为藏家斥资744.8万元夺走。
“文”物走红拍场有何真正的“秘密”?那就是“文”物越来越深地契合目光敏锐、文化层次渐高、投资愈加理性的收藏家的雅正选择——古籍碑帖,满足身处现代科技与全球一体化的当下都市人,对中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再回归”的感知、体认;文房清玩则能纾解现代人的竞争压力,陶冶精致文雅之情趣,安抚孤寂中的闲适和不安;文人信札满足普通人“走进名人精神世界”、“触摸名人心迹”的好奇,破除对名人及某些历史细节的“神秘”,并且,将一些独特文献资料“归我独藏”,涌出文化占有感和欣喜感。此外,作为投资品,“文”物一直以来学术梳理不多,系统性不高,也没有被资本规模运作,其市场价相对平稳,为投资入手最佳之机。
这些拍品本身含有丰富的历史、艺术等价值并稀缺,拍场又是你竞我争的一种业态趋向,故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收藏家投资者们,便因此能集聚起“文化梦”——拍卖竞得“文”物。如此收藏行为,既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又有前瞻向好的投资回报,如是,“文”物不“走红”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