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经典到各种典籍，从天文学到量子力学，从世俗到科幻……骆以军的长篇小说《女儿》，无一不在碾压、冲撞着进入这本书的读者的智商。

    “很多年后，我们追想瀑布般轰隆倾泻，将所有微观小水珠全裹挟奔腾一巨大全景，无法孤立的时间流，总会有某个场景某个人某句话某个眉毛一挑眼神一闪，像一颗小水珠奇迹地迸弹出那下坠的瀑布之外。”
    这不是模仿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拙劣开篇，而是贯穿于骆以军35万字长篇小说《女儿》的，那根将散落凌乱的珠石串成一串的，红丝线。是的，这种断句方式，明显受到了骆以军行文的影响，是一种读惯了140字左右的仓促与惶急所无法理解的，缓慢和悠然。
    有一次，朋友带我去一家专门晚上10点开始营业的阿婆豆浆吃夜宵。很多年轻人在后面排队，有些已经饿得张皇不安。年近90岁的老阿婆，笃悠悠拿出一只大瓷碗，舀一匙灯光下晶晶亮的白糖，或者几只虾皮几片海苔以及几块切细切碎的油条，然后掀开盛满新鲜豆浆的老木桶，缓缓却也稳稳地舀出一大勺滚烫的豆浆。下一个排了半天队的妹子或者小伙，递上一张20元的纸币，老阿婆慢慢接过，对着昏黄的光线，查看那纸币里的水印，正着看了又反过来看，如此三番两次才确定那不是一张假钞，然后找零舀豆浆。一些头一次来的年轻人，饥肠辘辘得恨不得吞下整个夜晚，用一种烦躁奚落的语气责问道：“快点呀，饿死了！”老阿婆甚至都没抬起那双饱经世事的，如今不再明亮的眼睛，回一句：“急啥啦，急又急不来的喽！”然后继续笃悠悠伸手去拿她的大瓷碗。
    在我看来，骆以军的叙述节奏，无比契合老阿婆舀豆浆的频率。从一开头的“台风天，从我这个老旧公寓四楼望出去……”到最后“喉头发出老人哀伤的痰浊气音”，表面上完成了一次起承转合的讲述，或者收钱-找零-交货的交易过程，但其实这个过程的背后，微观小水珠四散而开，一如在热气腾腾的豆浆中翻滚着的虾皮海苔。
    那些“我”所经历的女孩，那些讲出自己心底最隐秘故事的W、S或者阿豪，那些“我”与王与拖雷构筑的庞大而阴森的“女儿”计划，那些科幻小说与浮花浪蕊，凡此种种，皆可构成独立精彩的故事，但被纳入这个庞杂的《女儿》主题下，却消解了符合读者阅读期待的一个完整故事所必须具备的种种元素：人物、情节、环境。
    没有一以贯之的人物主角，没有符合逻辑的情节推演，甚至懒得交代冲突发生的自然因素与社会环境。但每一个小节都包容了一条乃至几条融合串联的线头，枝枝桠桠地兀自生长着，仿佛在等待随时随地到来的钢花飞溅的高温焊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打着长篇小说名头的《女儿》，被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跨领域研究所教授杨凯麟称之为“字-故事”或“分子故事”。这不啻于“对读者知识或历史的考校与霸凌”，从文学经典到各种典籍，从天文学到量子力学，从世俗到科幻，无一不在碾压、冲撞着进入这本书的读者的智商。
    我一度搞不清楚，在那些汹汹旭旭令人乍舌的各式故事奇谭中，到底哪些是“我”的亲身经历，哪些又是“我”道听途说或者逸兴遄飞的虚构。上一次得到这种阅读体验，是在读张大春《城邦暴力团》的时候：现实与虚构纠缠在一起，历史与未来搅拌成一团，真相与谎言狼狈于一身，男人与女人撕扯出一堆。
    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本挂羊头卖狗肉的著作。打着“女儿”的幌子，真正书写的却是“头顶稀疏发线已变成超商柜台扫描之条形码，独坐书桌时刻低头想看看自己的小弟弟，却被肚腩遮挡”的老男人稀松平常却也惊心动魄的一生。
    无数与“我”产生了命运交集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终究走向了各自的道路。只剩下“一身腐朽发臭的骨骸，一堆报废的不同指针刻度的钟表，一生的筹码”的“我”，回想与他们的遭逢，无非很容易跌进与珍（“我”第一次到香港某大学短期参访时的助理，后来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聊天那样的时光喟叹，就像两个老友各自拿着大扫帚从公园两头低头扫落叶一路扫来，遇到时停下聊天，各自脚下皆已堆着小山高的枯叶堆：回忆、伤害、难以言喻的遭遇。
    这本非常奇怪的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那些蕴含了浓缩、隐喻、折叠、典故、神话学、巫术或古乐谱的句读与遣词，明显迥异于我们日常所见的文本与篇章。这一点上，不知道是依然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骆以军（书写者）的遗憾，还是已经与经史子集志怪逸闻产生了巨大裂痕的我们（阅读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