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你和中国的一线作家莫言、苏童、余华、刘震云、海岩等都有交情，海岩的第一件黄花梨收藏还是你帮他挑选的。你写过爱情小说，可之后就去写文物了。
　　马未都：我和这些人关系都非常好，50岁以上、60岁以下的都认识，当年帮他们发作品，他们这些人本身都有文学能力，我当时把着一个很好的位置，《青年文学》的编辑。当时大家都是走投无路就哄到一起去了，池塘里面就这么点儿水，蛤蟆都在里头跳，就这么回事儿。那个时代，没有人有出路，你的工作都是分配的，你不能辞职。后来，慢慢地，很多人就退出文学圈了。
　　只有爱情才能突出重围。我曾经还是有些文学理想的，但后来我觉得文学界不争气，于是就从那里面走出来了。后来，我写的关于艺术品的小说比他们的文学小说都畅销了。
　　我觉得文物比文学好的一点在于：它比较深，而文学比较浅。你原来是个吸烟者，那是文学；而搞文物的那是雪茄。等你吸了雪茄，你会发现文学特别淡。文学是可以替换的，写诗可以有好坏，但反正都能写，谁好谁坏也没有一个终极标准。但文物是一个很窄的领域，而且文物是有终极判断的。我发现，到了文物界挺有意思的，中国文物界很多人都不会表达，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我两边都沾上了好处，没有沾上坏处。文物界的人都特别死板，眼界特窄；而我眼界比较宽，包括我写的书的发行量都是他们不可想象的。
　　日报：你写的是艺术品鉴赏，他们写的是文学，不一样啊。
　　马未都：文学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是因为新的小说形式再出现，从前的小说形式已经消退了。
　　日报：你介入公共事务极为频繁，前不久还在博客上写关于“贪官”、“出柜”和“高仓健”的文章，作为一位收藏家，这样做是要保持影响力，还是纯粹出于表达的欲望？
　　马未都：博客我一年要写137篇，最近四年都是这个速度，很匀速。这些文章我都是手写，再让人帮我打进去。写这些也是因为自己喜欢。对我而言，收藏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我因为在《百家讲坛》说收藏而“红”了。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对我最不重要的事儿，它怎么就红了呢？
　　我觉得哲学、玄学这些重要，但这些说了也没人听。别人老说我是收藏家，但我觉得它不能说是我的唯一身份，我确实还有其他很多事要做。如果说”收藏家”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著书立说了。这一点上，我还是沾了文学很多光，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在表达上比一般人好一些。
　　日报：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如何保持这样的精神新鲜度？
　　马未都：我从来不浪费时间，社会在变化，你必须要了解它。我必须在社会的这种巨变中观察，否则就会被淘汰。我现在做的就是文化传播，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布道者。
　　这两年，收藏一下子成为很多人参与的事儿。我有时候在网上搜“收藏”，一下子出来左边一个隆胸广告，右边又是怎么美容的，中间才是“收藏”，各种偏门左道都和收藏联系起来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开始喜欢文化了，不管一开始是出于怎样的目的。
　　日报：商人、读书人、收藏家之间，你如何界定自己？
　　马未都：我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商人。我觉得自己经商也能大获成功，但我没什么兴趣，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我曾经和我儿子说：我能够做一个学者，是这个时代的不幸，是我自己的大幸。因为这个时代实在太不讲究文化了，我们不能和王国维、陈寅恪相比，我实际上没读过什么书，我们算什么，什么都不算。我们这个时代太没文化，所以稍微读了一点书的人就显得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