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唐师曾/摄

    “随着年纪增加，我也确实有了更多想要表达的东西，仅仅通过音乐已经不够，所以，我想要通过电影来表达。”2005年，没有接受过任何编剧训练的崔健写出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像一首长诗，一行一行，没有标点。
　　崔健让懂电影的朋友给自己的“诗”提意见。其中有宁浩，当时他还在拍自己的成名作《疯狂的石头》。但崔健没有在2005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中找到足够的资金。
　　崔健没有中断自己在电影创作上的尝试。2007年，崔健拍摄了8分钟的手机电影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关注女性人格独立的话题，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电影这种艺术表达手法。2009年，崔健与导演陈果合作执导的电影《成都，我爱你》被威尼斯电影节选作闭幕影片。崔健负责的“未来篇”长达30分钟。
　　2010年，找到投资的崔健，捡起了搁置数年的剧本，并将电影以专辑中的一首歌命名——《蓝色骨头》。

　　平衡的“三脚架理论”

　　“一首歌，两代人，三个故事”，崔健对自己执导的第一部长片总结得惜字如金。
　　《蓝色骨头》讲述了80后地下摇滚歌手兼网络黑客的钟华遇到默默无闻的小歌手，在陷入爱情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父辈一段藏在“文革”岁月中的爱情故事。通过同一首歌，父亲、母亲、自己都对各自生命达成了谅解。电影既有对当下年轻人生活的关注，也有对“文革”年代的回望。
　　崔健很欣慰经纪人帮自己争取到最终剪辑权。从而在第一次执导长片时，自己不是一个招牌，真正体会到完全掌控电影创作的快感。而即使电影中有隐射“叶群为林立果选对象”的敏感情节，影片也最终过审。
　　崔健不止一次提到，希望观众在欣赏这部电影时，不要总惦记“这是崔健的电影”。但他自己清楚，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在中国摇滚乐的教父级地位，观众很难关注到这部电影。他甚至怀疑，如果自己不是崔健，这么一部充满自我表达的电影能否走进影院。
　　如今的崔健早已坦然接受被符号化的自己。“有人说我现在圆滑、狡猾、入世，他们说，这个社会都堕落了，你还有什么好唱的？”崔健觉得好笑，在他看来，那些质疑他的人没有找到生活中的平衡。而平衡正是53岁的他追求的完美状态。
　　“任何事物都像这个三脚架。需要三个支撑。”崔健指了指对面摄影师的三脚架对记者说：“有三个支撑，你必然会成功；有两个支撑，且足够强大，你有可能会成功；如果你只剩一个支撑，那必然会失败。”这就是他这几年接受采访时，一直宣扬的“三脚架理论”。
　　在知天命的年纪，崔健力求在艺术和商业中找到平衡。现在的他不再反感发行方为了电影票房给他安排的专访，也会在各地巡演时不忘唱歌迷们最喜欢听的老歌，前两年他开始参加电视台的综艺节目。“我上了时尚杂志，上了电视……这很容易被某些人看成是颓废的迹象，他们会认为我不想再批判了，接受了时代给我的贿赂。但这些是成熟的艺术家必须要经过的平衡点。”
　　去年，崔健还发布了一款名为“蓝色骨头”的个人定制手机。这款亚马逊定价3999元的手机，内置65首崔健重新编曲制作的歌曲、700分钟具有珍藏价值的视频集锦、100多张崔健成长时期的照片，还有专属的APP……
　　当制造商找到崔健提出这个想法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回绝。直到2008年，滚石的吉他手Keith　Richards和LV合作了一款广告，经纪人拿给崔健看这个广告，让崔健开始相信，即便与商业结合，艺术家也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据说，这是中国第一款与名人合作作为品牌的定制手机。
　　记者想问他对《中国好声音》以及汪峰的看法。保持警惕的他挥了挥手说：“这个问题很八卦，有危险。我并不是反对商家、反对商业，我是在乎艺术家的主动性有多少。我把握平衡把握得很严格，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就希望在创作上更完美一些，或者努力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多一些，让我自己内心好接受这个事情。”崔健说。

　　市场？我在意个性

　　或许是因为太认真。2005年，崔健发行了自己的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迄今，尚无新作。
　　很多人问他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面世。在2013年的一次综艺节目中，崔健坦承，自己近十年的音乐都不成熟，“我发现我与这个时代的互动灵感没有了”。
　　即使《给你一点颜色》在问世时也备受争议。以激进闻名的乐评人杨波以《作为符号的崔健，已然远去》为题写道：“一个人的青年永远属于他正年轻的年代，一个人的老去也永远属于他正在朽腐的年代。老了就是老了，还说什么呢？”
　　服输就不是崔健：“老一代人、新一代人可能都不喜欢我的新歌，不着急，还可以再等10年。”他表示，自己的批判性比过去强一百倍。
　　但事实上，更多的听众留在了上一个时代。崔健的演唱会最能引爆现场歌迷的还是《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假行僧》……崔健的好友Kenny　Bloom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或许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10月17日，中国摇滚教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电影答卷将接受观众的考验。在公认浮躁的中国电影界，《蓝色骨头》的成绩无疑要打上一个问号。至少，上一部以崔健个人品牌为卖点的电影，在商业上遭遇了失利。
　　2010年，崔健准备在北京办一场演唱会，名为“超越那一天”。刚刚回国创业的白强决定投资，把这场演唱会做成一部3D电影。有资料显示，这部耗资700万元制作的电影，最终票房仅30万元。
　　在10月10日，《蓝色骨头》试映后的交流中，崔健称自己并不看重票房。他说：“《蓝色骨头》最早立项是在2005年。当时的电影市场和今天大相径庭。很多人说老崔，你是不是也赶时髦做一个票房电影。我说我十年前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什么票房诱惑或者压力。”
　　崔健说：“我并非不了解电影市场，但我依然坚持拍有个性的电影。现在市场上很成功的电影都有很专业的团队包装，但我的电影不需要为了迎合市场去做什么包装。我认为我的演员是最好的，他们就是最大的腕儿。”

　　“艺术家是社会的预警系统”

　　姜文是崔健好友，也是他最欣赏的中国电影导演。《鬼子来了》被崔健称作中国电影艺术史上的奇迹。和姜文的第一部导演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崔健将《蓝色骨头》的故事背景放在了“文革”时期部队大院中。
　　与大院外的世界相比，大院里的年轻人生活更加自由。崔健回忆，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自己有很多机会观摩国外的“参考片”。电影里的文工团，年轻的团员们听西方的摇滚乐，自由恋爱，甚至还有同性间的暧昧。“这都是真实的，我那时候听的荤段子跟现在没什么两样。我们是胜利者的后代，就是‘红旗下的蛋’。”　
　　但崔健不只在一个场合声称，成年后的自己并不享受这种特殊身份带来的快乐。“我知道很多人会憎恨我的表态，很多人在那场浩劫中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家人，我拍这些不是得罪了那些人嘛。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这场浩劫，我们要对真实的东西更关注。让大家正视真实的重要性。但我有权利表现真实的东西。”崔健表示。
　　真实，一向是崔健衡量周围世界的重要标准。2002年8月7日，崔健在北京发起“真唱运动签名行动”，并在不久之后放炮：“那英二十多年一直是假唱”。
　　崔健说女主角倪虹洁的角色表达的是大院生活带给那代年轻人并不是快乐，而是更深层次的痛苦。“她在认定自己终极价值的时候，是更痛苦的。对自己的信心和生命的否定是心灵深处的。”
　　谈到体制的问题，一旁的助理提醒记者注意问题紧扣电影。但崔健打断了助理：“没问题。我在说电影。”他松开了一直握在身前的双手。那一刻，那个成为一个时代烙印的摇滚青年活了回来。
　　“艺术家是社会预警系统。一个健康社会总是有人预警。”崔健对记者说。
　　事实上，崔健从来没有放下对社会的预警，他用自己的方式爱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