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2个多月之后，卷帙浩繁的儒家经典编纂工程仅仅进行到中段，就痛失了它的主持人。 
　　[ 汤一介时常提到自己的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事不避难’就是困难的事情，你应该承担的就要承担；‘义不逃责’即合乎道义的事情，你就应该负起责任来。” ]
　　[ 汤一介在学术上强调国学传统而不故步自封，避免滑向“中国中心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认为，这正是汤一介在学术上最应该被强调的一点。 ]
　　[ 上世纪90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 ]
　　
　　今年6月27日，哲学家汤一介抱病出席了《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仪式，他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为这个工程尽力。”
　　然而仅仅2个多月之后的9月9日，卷帙浩繁的儒家经典编纂工程仅仅进行到中段，就痛失了它的主持人。当天晚上9时，汤一介在北京走完了他87年的人生长路。生命最后阶段，“汤先生念念不忘的依旧是这部巨著的编纂。”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 两天前，王博同北大一些老师们一起，送汤一介走过了人生最后一程。
　　在即将进行的汤一介吊唁仪式上，灵堂两边将挂上这样一副对联：“阐旧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人物各有乐地；辅新命汇通中西立人极四方圣贤皆同此心。”王博以此概括汤一介学术贡献。“汤先生是一个可以调动各种现实资源，又有着自己思考的哲学家。他的学术贯穿儒释道三家，视野又汇通中西。”王博说。而办中国文化书院、儒学研究院、主持《儒藏》编纂这些工程背后的都是他深刻文化关怀与价值自觉。
　　学术之外，汤一介为学界最多提及的是他的组织与推介工作。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他是第一批向海外推介中国哲学的学者，在大家都还交流无门的时候，他就已经行走在海外交流的道路上。”在他看来，“对外交流”是汤一介重要的贡献之一。
　　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国家历史与个人命运的转折处，他经历磨难，过后怀着诚恳的态度对待历史。“对于自己在‘梁效’（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的历史，他光明磊落，相比于很多人的遮遮掩掩，人品高下立判。”张汝伦说。
　　“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长，但它照亮的面积也十分有限。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直到现在，我的思想都没有改变，还是宁肯选择做烈焰。”这是汤一介在《自由的思想更重要》一文中对自己人生理想的表述。87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足够漫长，而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是弹指一瞬间。而这一瞬之间，汤一介却早已注定是文化史上的一团火花，探明前路，烛照后人。
　　
　　坚持传统，态度开放
　　
　　汤一介曾在《汤一介学术自述》中坦诚地讲述自己从少年时代一路走来的学习过程。文中，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以下三个：“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
　　“在他早期的研究领域，魏晋玄学研究上他还是颇有建树的。其次，汤先生具有非常广泛的学术敏感，他对新的学术发展趋向非常关注，常常提出自己的看法。”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杨国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解释学在国际哲学领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汤一介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中国哲学的“解释学”问题。
　　而在“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这一议题上，杨国荣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汤一介破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局面，将中国传统文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到了一起。这项研究在当时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汤一介自己在《“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中阐释说：“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
　　汤一介在学术上强调国学传统而不故步自封，避免滑向“中国中心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认为，这正是汤一介在学术上最应该被强调的一点。“他坚持传统，同时态度很开放。他一直强调启蒙，提倡自由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能够坚持这一点相当可贵。”
　　杨国荣与汤一介曾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见面。“他的话不多，很谦和，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让杨国荣尤其感慨的一点是：当下，学术同道之间对相互深入了解缺乏耐心的时候，汤一介却时常关注晚辈学者的工作情况。虽然与汤一介见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很多，但杨国荣也曾经从侧面了解到老人对他的评价与推荐。
　　在本报采访时，张汝伦也提到了这一点：“十分谦和、十分儒雅，从不端着名人的架子与晚辈交流。”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一介出生诗礼之家，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更是海内外久负盛名的学者。汤一介时常提到自己的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事不避难’就是困难的事情，你应该承担的就要承担；‘义不逃责’即合乎道义的事情，你就应该负起责任来。”汤一介身前曾对这句家训作出自己的解释。
　　文革结束后，汤一介还接受了清查，直到1978年才被彻底平反，已经51岁了。 “但是，文革一结束，我就开始想：从此以后我应该听谁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话，那一定是我的不对。那毛泽东去世之后我听谁的？我觉悟到，要是听别人的话你犯错误，到底应该谁负责就很难说。还是只能听自己的话，当然也可能犯错误。” 此后，汤一介在对“教条主义”横行学界的反思中这样提到。
　　1980年，汤一介才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后，他自言进入了“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在此之后，汤一介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
　　1984年，汤一介便在北京与张岱年、朱伯昆一同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遍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盛事。“当时他们建立书院，是相当不容易的。”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看来，汤一介的组织、推介与推动工作相比于他的学术论著可能发挥着更具持续性的作用。“所以，老人故去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看待他的贡献。”
　　汤一介等人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之时，张汝伦正在攻读哲学硕士。当时，他只是听说汤一介常常出国与海外学者交流。“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说，与海外学者交流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而汤一介从改革开放伊始便将中国哲学带到了海外，与国际哲学学者展开了交流。”他说。汤用彤在海外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而汤一介的妻子乐黛云在中西比较文学上则有着雄厚的专业造诣，这些使得汤一介在海外学术交流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90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2003年，教育部将《〈儒藏〉编纂与研究》定为“200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汤一介以古稀之年担当重任，组织20多个高校近500名学者联合编纂。“儒学经典的编纂是相当困难的，每次传抄都会有错误出现。而汤一介的要求则细致到了一个标点句读。历时11年，终于，在汤一介逝世之前出版了100册。
　　但眼前出版的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整个《儒藏》（大全编）的完成可能尚需十多年时间。接下去，整个编纂工作又将往何处去？对此，王博向本报说道：“对于《儒藏》来说，汤先生的逝世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编纂也可能面临一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