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聆希望为观众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她只是说“他们其实很相爱。” “你认为郭晓冬可恨吗？”导演权聆问，她指的是电影《忘了去懂你》中郭晓冬扮演的中年男子蔡伟。蔡伟本是“标配”幸福男人，妻子贤惠，女儿乖巧，但人到中年，却突然面临下岗，仪表也渐渐邋遢起来。他怀疑自己，将生活的不如意发泄到妻子身上。“我觉得他是可怜，”权聆自己回答，“他的性格有问题，而急速变化的生活令他窒息”。
　　《忘了去懂你》是导演权聆的处女作，曾入围第63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并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提名。8月29日，该片将在国内公映。
　　一对因缺乏沟通而关系日趋紧张的夫妻，“这样的案例并不是独立的，在周遭十分常见。”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权聆说，他们十分相爱，却又互相折磨，乃性格所致，也与大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透过这对夫妻，一幅描绘中国家庭精神困境的图景也慢慢展开。“电影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不仅仅是夫妻，也不仅仅是七年之痒。”权聆说。
　　
　　“陌生”夫妻
　　
　　权聆的灵感来自一个模糊的意象，“沿着山路的石梯上，一个疲惫的女人拎着重物爬坡上坎，她的背影令人好奇。”“70后”权聆出生于重庆江津的千年古镇白沙，典型的丘陵地带，盘旋着高高低低蜿蜒而上的山路。也许是思乡之情激发了那个朦胧的背景，在北京的夜晚，她思绪连篇，“她是谁，她的生活过得好吗？”
　　2008年，本行是写小说的权聆找到了朋友贾樟柯，透露出改编电影的想法。后者读完1000多字的故事梗概后，很感兴趣。剧本原本定名《陌生》，权聆由那个女性形象切入，勾勒了一对夫妻从亲密走向疏离的过程。贾樟柯认为，很少有人尝试从这个角度描绘夫妻关系，电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于是将这个本子纳入到自己的“添翼”计划中，不仅给权聆当起了监制，还请来了摄影指导余力为、王家卫的御用灯光指导黄志明、配乐大师林强等老搭档为其坐镇。
　　两年后，权聆拿着反复修改的本子参加了上海电影节的创投环节，在公开陈述后，台湾著名电影人徐立功私下找到她，鼓励道：“故事立意有意思，那么多拍夫妻的电影，没有人谈陌生感。”那一年，权聆获得了创投大奖，拿到了10万元的启动资金，贾樟柯随后也宣布片子正式立项。
　　贾樟柯多年前看过小陶虹的《美丽新世界》，认为她是本片女主角的最佳人选，推荐给权聆。陶虹饰演的陈雪松漂亮独立，既现代又传统，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形象。陶虹几乎全程素颜出镜，将一位身心俱疲的女人演绎得恰到好处。
　　一开始，权聆和贾樟柯对于陈雪松的身份设置有些分歧。在剧本的第一稿里，陈雪松经营着一家洗衣店。而影片最终呈现时，她变成了小超市的老板娘。很多年没回白沙的权聆发现，小超市乃小镇女孩的情结所在，就像北京上海的女性梦想开咖啡馆一样。“不同于杂货铺，小超市的售货方式显得很洋气，也足以经济独立”，权聆意识到，这比开洗衣店更接地气。
　　定在白沙取景很是巧合。白沙不仅是权聆的家乡，也是陶虹父亲的出生地。而影片副导演在网络上查找图片时，最先看中的也是白沙，“因为自然风貌非常接近视觉要求”，权聆感慨，想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找个原汁原味的小镇越来越难，大部分的小镇都越来越像城市。“连白沙这样相对保持完好的小镇也在剧烈变化中，”一个一个的建筑工地纪实性地入了镜，“3月拍的场景，到了7月，已成废墟”，权聆认为，作为一个家乡人，自己也有义务备份这些影像资料。
　　重庆的三伏天闷热难耐，电影就在酷暑开拍了。贾樟柯说，自己去拍摄地探班，看见陶虹在烈日之下一遍一遍地爬着高台阶，直到汗水透湿了上衣，步伐也逐渐沉重。权聆知道，她要的那个背影成立了。在那股湿漉漉的、黏糊糊的空气中，每个人都是那么焦躁不安，连煤气罐仿佛都要随时爆炸。
　　
　　精神困境
　　
　　伴随着这股莫名的躁动，郭晓冬出现了。他饰演的蔡伟窝囊透顶，在结婚第七年时，工厂倒闭，面临失业。不修边幅的他白天骑着摩托车四处闲逛，晚上就混在昏暗的网吧里吞云吐雾。郭晓冬说，他骑着摩托车游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时，路人会招手喊“摩的”，以为他是摩的司机。
　　有一天，蔡伟上网时发现，妻子的前男友是本城最著名的房地产商人，有权有势有名望，把自己的不济衬得无处遁形。这个落魄的男人开始拿妻子出气。他迫切地希望自己成功，想承包倒闭的工厂，将家具卖到重庆的高档楼盘。但他缺乏一笔启动资金，于是不安地从妻子手中接过了后者从前男友处借来的巨资。
　　“大家都认为蔡伟很猥琐，我写他时没偏见，”权聆否定外界对蔡伟“渣男”的定性。她认为，蔡伟的人格分裂，包括对妻子的暴行，是出于爱和不自信，而并非敌意。应接不暇的变化更加剧了他的分裂，到处都是建设的滚滚洪流和疲于奔命的人群，原本静止的千年古镇也无法幸免。影片中，家具厂、建筑工地、房地产商老板的身份……暗示着一种无处不在的建设或重塑场景。
　　重庆的都市形象则被有意引入——大家都想进城发财，作为与小城白沙相对应的参照物，“重庆是作为诱惑而存在的，是未来的梦想。我们置身小城，都想从这里出发，去更远的地方。白沙人想去重庆，重庆人想去上海、北京。每个人待着的地方都是一个临时的机场。”作为曾经的北漂族，权聆如是说。
　　如此的快节奏带来的是每个人对成功欲望的空前高涨，而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只有金钱，这成为了蔡伟精神困境的根源所在。“现在的我们不像我们的祖辈，更愿意安安稳稳，平平淡淡地生活。”权聆表示有些无奈。
　　她希望透过一些貌似波澜不惊的小细节，而并非说教来呈这种生活的递变。回到家，夫妻俩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检查手机。两人也会争论早饭的食物：丈夫认为面包牛奶不适合中国人的胃口，而妻子争辩，这是最便利的方式。“很多人不吃早饭了，而那种早起熬粥、煎饼的仪式越来越少。”权聆说，大环境的变迁往往始于生活小事。
　　影片结尾，权聆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局面：妻子终于不堪丈夫的嫉妒，打包好行李箱，只留下一个匆匆的背影。“他们肯定会离婚的”，影片在今年上海电影节展映后，有观众愤愤地说。柏林的影迷却讨论道，“妻子还是会回归家庭的。”权聆希望为观众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她只是说，“他们其实很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