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窑上村里，很少能看见年轻人。况且对年轻人而言，学习制陶还有一个长达数年的学习期，这个期间并不赚钱。他们不愿意为了一个看似没有前景的行业投入如此多的时间成本。
【一】
挽澜乡窑上村周边一带产煤，进村的爬坡山道会遇到许多大货车。道路弯曲坎坷，路边的悬崖高深莫测。除了摩托车，进村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越野车。
窑上村海拔约1450米，比县城高了400多米。村子依着山势而建，从高处远望，连绵的梯田种着水稻和玉米，远处的天际线是喀斯特的山头极美的起伏。
除了产煤，窑上村藏有丰富的高岭土。数百年前，有人偶然发现了当地的泥土适合制作陶器。泥土、釉石、煤，一切都是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制陶业就在这儿发展和延续下来。
在相关介绍资料中，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明初，朱元璋军队征战贵州，一名江西士兵逃离军队来到窑上村，后偶然地在当地制作出陶器。不过这一说法缺乏更多的考证，而且有不少陶瓷生产地在讲述其发源故事时，总想和江西景德镇扯上关系。但现实中的窑上村依然独特，在整个挽澜乡乃至全县范围，以制陶为业的，也就仅此一村。
潘龙的制陶作坊是窑上村里最大的。作坊门前约30米处，有一个全村最大的烧陶窑炉。作坊周围的杂草里，码放着已烧制好的陶器。釉色是常见的浅褐色，这是釉石内含铁所致。这种浅褐色极为朴素，清楚地标明了其民用的定位。陶器的底足部分并不上釉，但质地却也不粗糙，显露一种清新的淡黄色。
在潘龙的作坊前，有一个被挖了约一米多深的土坑。我被告知，这个土坑里的泥土就是高岭土——如此“就地”的就地取材。我到来的那天是一个阴天，潘龙正把做好的泥坯扛到室外去阴晾。
潘龙的作坊主要为饭馆生产炊具（“用这个蒸东西，安逸得很。”）他还为酒厂生产上百斤装的酒缸（“用这个来储存酒，味道不会变。”）这些陶器粗放简单，造型质朴实用。
潘龙的弟弟叫潘虎，潘虎的作坊在村子另一头，主要生产个头小一些的坛坛罐罐。一个工人正在制作酸菜坛子，他把事先晾干的一个罐子泥坯搬到车盘上，从身边的泥块里掰下一小块，沾点水，迅速成一个圆环状。然后把圆环套在罐子泥坯上，快速转动车盘，罐子和圆环状的泥土跟着转了起来，师傅的手指巧妙地拿捏那个圆环状的泥土，泥土开始变形，成为坛子的顶部，包括可以盛水密封的小槽。
【二】
制陶在过去曾是一种全村性的产业，家家户户各在自己的家庭内传承着这门古老的工艺。制陶在窑炉烧制时，总会有接近20%的次品率，这些次品无处可放，就被堆砌成各种墙体、护栏，这些罐子墙于是成为窑上村独特的视觉标识。
窑上的制陶保留着古老的制作方式，一方面，制陶所需的技术相对瓷器而言是很低的，二来，高精的烧制技术需要动辄上百万元的资金投入，这对村民而言是不可能的。因此古老的制陶方式，就这样在窑上村代代相传。
窑上村主要制作民用的陶器，如米缸、酒缸、水缸、酒壶、油壶、茶壶、茶钵、饭碗、菜碟、酒杯，桐油灯盏、茶盘、香炉、茶杯、排水管、大饭钵、烟卤管、花瓶、烟斗、烟咀、泥哨，大菜钵、花盆、菜缸、酒瓶……
潘龙三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了对泥土秘密的探索。作为大哥，潘龙12岁开始入门，现在43岁。这中间的30多年里，他结婚生子，并以制陶来养家糊口，逐渐成为村里的制陶大户。
他的作坊前堆着三种不同颜色的泥土，从肉眼看含沙量都很低。这些泥土放入搅拌机里混合和加水研磨就成为制陶的泥，保持一定湿度，在阴凉处存放一定时间，就能使用，随取随用。
将泥土直接捏成具有优美弧线的器形，是很不容易的。但用转动的车盘来拉坯，会使得制作圆形的、匀称的器形变得简单一些。不过这仍然需要长久的经验和训练。“要7年以上，跟着师傅，天天做，才能成为熟手。”
拉坯的魅力在于，随着车盘的迅速转动，一堆看似松软的泥土会随着手指的挤压和牵引，迅速变成某种器具的形状。泥土被扶立起来，像是向上生长，依靠手的牵引，形成器具的底部和腹部的空间与弧线。手继续牵引，或收或压，泥土极为温顺，按着人的意愿持续生长，终于变成一个令人惊叹的泥坯。只有长久地和泥土接触的匠人才能清楚掌握泥土的属性，知道如何精准地拿捏。在长久的劳作中，这些技艺变成了身体记忆的一部分。
泥坯阴晾几天之后，就能上釉。上釉使用的是当地的“釉籽”。把它加水舂碓之后，能得到一种褐色的粘稠状的釉。将釉浇到已经晾干的泥坯，再等釉也阴干了，就能进入窑炉烧制了。
烧制是制陶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这一步没做好，之前所有的活都白做了。把泥坯装入窑炉，点燃煤火后，潘龙要根据经验去控制温度，温度够高或够低，都会带来更大的失败风险。烧陶的最高温度高达1200多度，整个燃烧过程为7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受到高温的炙烤，泥坯被烧得火红，泥土发生了质变，变得坚硬如石，但也变得像玻璃一样易碎。
为了充分利用燃料，窑上村的窑炉都是依照山的坡度而建，多个窑炉从下往上整体排列，火道互相连通。这样，处于下边的窑炉烧煤之后，热气就往上升腾，沿着相连的通道，穿过上边的窑炉。相比于单个窑炉独立烧制，这种办法更充分地利用了热能——这个方法的原理和用多层笼屉相叠蒸馒头大体相似。在窑炉内的温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开始封炉，封路的顺序为从下往上渐次封上。等到炉温慢慢冷却至常温，再开启窑炉，这时候才能最终知道到底烧制出了什么东西来。
【三】
在胶制品大举替代陶制品之前，窑上村迎来了制陶的黄金时代。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窑上村700多户人家，超过九成的家庭以烧制陶器为营生。那时候，每天有15辆左右的货车从村里装齐坛坛罐罐，运往村外。
但从2005年起，潘龙开始感觉到市场发生了大的改变。胶制品开始大量取代了陶制品，相比于陶制品，胶制品更轻更薄，而且掉在地上不会摔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窑上村的制陶业，从那以后经历了令人无奈的衰退。现在，全村不足十户在制陶。过去全村每天至少有3个窑炉在烧。现如今，潘龙的窑炉一年下来也只烧四次，而从村里拉出去的运陶车，好几天才发一趟。
窑上村这一制陶业的衰落，最主要是由于制陶的利润越来越微薄。在两年前，潘龙通过制陶，每年还能供3个孩子上学，并且还有近万元的余钱。但后来，3个孩子分别升至大学、高中、初中，给潘龙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还得抓紧干活啊，不抓紧还不够用。”
59岁的李天益，是潘龙从村里请来的工人。李天益说自己15岁能独立完成整套的制陶工序，至今从事这个行业已40多年。他具有丰富的经验：我看到从泥堆中敲下一块泥土，在车盘上拉坯，几下就做成了一个酒罐的底，用料不多也不少。他有3个孩子，但都不搞制陶。潘龙按照计件的方式给李天益发工钱，老李平均一天的收入为100元左右。“就相当于打小工”。
年轻人们早早地就放弃了对制陶祖业的执着——“娃娃都不做了，找不来钱”。在窑上村里，很少能看见年轻人。况且对年轻人而言，学习制陶还有一个长达数年的学习期，这个期间并不赚钱。他们不愿意为了一个看似没有前景的行业投入如此多的时间成本。
此外，相比于打工，制陶也极为辛苦。就算是在结冰的冬天，只要有客户来了订单，都得照样开工。所以潘龙感慨，“冬天就恼火了！”
潘龙没有徒弟，李师傅也没有徒弟。在潘龙看来，等他的孩子们大学毕业之后，还做不做陶已经无所谓了。而对窑上村来说，制陶始终就是一种糊口的行当。无论是潘龙还是李天益，他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制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