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严歌苓在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上演讲。记者　李鹏/摄

    一袭黑地白点连衣裙，一条宽腰带束出腰身，一双黑色丁字高跟鞋，站姿挺拔。严歌苓的新书《老师好美》发布会现场，能容纳一百个座位的单向空间书店里挤进了四、五百人。读者们抱着书，在空调很足的书店里汗流浃背。
　　严歌苓出现的时候，带出一串女生们的窃窃私语“她好美好美”。她的美是“翻手苍凉，覆手繁华”的文字建筑起来的。严歌苓在拥挤的人群中，安静地看着读者，遇到目光相对，她定会回以一个眼神干净的笑，这一笑瞬间荡漾起读者脸上的一抹笑容。
　　严歌苓说自己是个“胆怯”的人，但是作为小说家反而非常大胆，这是她独特的“狡猾”。
　　“我会用小说很诚实地把自己的思考放进去。但是一旦让我写散文，我就会直面我的读者，严歌苓就是严歌苓，很多话人家就会说那是严歌苓说的，不会说那是严歌苓的人物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狡猾地要写小说。”她说完，停顿一下，“狡猾”一笑。
　　在《归来》热映之后的一个月，严歌苓携新书《老师好美》从柏林的旅居生活中归来，在北京和上海为新书做推介，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写着：“亲爱的读者，你在吗？”

　　“隐秘而炙热的禁忌之恋”

　　“她在他身边的停顿结束，慢慢沿着走廊往讲台方向走去。因为走得很慢，双手又捧着书，头发还是那样随意地绾在后脑勺，露出细长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线条水落石出。”严歌苓在《老师好美》中用一个17岁少年的眼睛写出这样一位高中语文老师。
　　故事中，这个名为邵天一的少年将从最后一排桌椅走到讲台的丁佳心老师，被他用眼睛“摄制成电影慢镜头”。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同学刘畅也在注视着她。
　　这场“隐秘而炙热的禁忌之恋”，结局是一个少年终结了另一个少年的生命。
　　严歌苓说，六、七年前她从好友姜文那里听说了这则网络新闻，看了觉得“非常震撼”。为了这个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个高中里去当“卧底”，“看他们上课，跟孩子们聊天、交朋友，网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进入他们的语言体系”。
　　她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一个孩子让她进入他的网络，“虽然都是中国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渐地，严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声音，“一个高中生的声音”，写作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一直在那儿。
　　严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她发现，高中的学习重压是如此之大，让学生的感情发生了“畸变”。
　　她说自己真正想讨论的是，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异化”，“感情裂变出的畸形的东西”。
　　严歌苓说，自己只是一个“提问者”，而不是“给答案的人”。
　　她觉得文学不应该是解答生活中的问题，“文学应该使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思考当中试着去解答，每个人会得出他自己的解答”。
　　“如果文学能把小说家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把他自己的思考再放进去，我觉得那就足够了，因为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她说。
　　严歌苓相信“文学是苦闷的产物”。“文学如果不是批判社会的，不是作为社会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苦闷，一些痛苦，文学是不存在的。”
　　这位出版了20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短篇小说的作家说，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节，淡化它的细节，淡化它的戏剧性”，否则人们会觉得“这个作家怎么编出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来”。

　　天赋与努力各占一半

　　“我喜欢这种职业没有极限的自由。”严歌苓说自己就是一个职业作家，靠写字为生，还称自己为“写稿佬”。
　　在视频节目“一席”的录制现场，她说自己跟王安忆曾有过一次讨论，那时王安忆说作家是30%的天赋，70%的努力。严歌苓却认为说恰恰相反：作家要靠70%的天赋，30%的努力。
　　但是现在她的想法有所改变，认为应该是50%的天赋。而她自己，还有20%的职业训练。
　　1998年严歌苓赴美学习，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写作，她相信这一段经历让她学会使用天赋。
　　她一直记得老师的话：“我不能给你天才，如果你有天才的话，用你这个天才会方便很多。”她发现自己所有的天赋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很多东西是可以用技术解决的。
　　严歌苓的天赋中有一部分基因传承自父亲萧马(严敦勋)，萧马是中国著名作家，他的小说《铁梨花》由严歌苓改编后，被搬上了大银幕。
　　她笑谈自己的小说画面感很强给人很多错觉，觉得严歌苓小说都是可以拍电影的，好想拿到就马上可以拍。但是等拿到后，就发现“上当了”，因为“这种画面是很写意的，抽象的，非常形而上的东西”。
　　身为职业小说家的严歌苓同时也是职业编剧，她的许多小说也曾被搬上银幕，《少女小渔》、《天浴》、《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等文字都成为了影像。
　　但她自己爱写小说多过写电影。她觉得写影视不如写小说这么独创。　　
　　“我觉得我的影视写得比较匠气。”她说，因为影视“除了天才要有高度的技巧”。
　　“我这个人有点不太喜欢技巧性太多的一种工作，还要在规定时间写出来，还要按照导演的思路去发展。这种东西都让我感觉我有点不自由，我最喜欢的就是自由自在的让我创作，实际上我是很有纪律的自由散漫者。”她说。

　　在寂寞中汲取能量

　　严歌苓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写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一杯咖啡，跟丈夫劳伦斯聊一聊，然后就去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去接女儿放学回来。
　　“我把写作当上班。我认真，敬业，生活环境安静单纯，没有噪音。”她说。“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欢寂寞，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她露出微笑。
　　她给自己一些使命感，她想把一百多年近代历史对人的生命的影响写出来。
　　她写《陆犯焉识》，花了很多精力去体验生活，跟劳教干部开座谈会，找很多关系了解这种故事；她写《妈阁是座城》，就到澳门去赌博；她写《小姨多鹤》，三次去日本寻找贴切的“多鹤”，她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是退着走出去的，这个形态让她想到小姨多鹤；“我写这个人的倔强和温柔和她的暴戾，都是我在日本呆了三次找到的。”
　　“我觉得，职业作家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写什么像什么，要扎扎实实学会一样东西。”
　　“人家问你图什么呀，我说我只图所有的功课。假如说这个东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写的故事，我把它武装到牙齿，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写到最好，我想这可能就叫一个职业作家。”她说。　　(参与采写：刘诗蕾、高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