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沈从文小说选集》刊印，第一版印了两万四，收录了沈从文多年前的旧作二十多篇，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版他的集子。沈从文并未有多大的惊喜，当月写给大哥的信中，他说这是一本过时的作品，多数读者是不会有兴趣的，只供一些人做参考用。但这本集子的出版，还是让他把心底多年的郁结之气一吐为快：“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一文不值……这也真是奇怪，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
　　他还是寄希望这本集子能够多卖几本，如果两年内能销售十万册，至少生活上可以略有保障，自由支配生活，有几年可以不用做事，专心写两本书，《丝绸工艺史》或者《工艺美术史》，他手头的材料很多，常识也够用，一定能够写好。至于小说写作，“小说可并不怎么好写，批评一来，受不了”。
　　沈从文对批评已经是惊弓之鸟，郭沫若的批判，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著作在大陆被销毁，台湾被禁，这一切都让他无所适从。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大概常年远离政治，不懂得政权的需要，更不懂得见风使舵，他做不来随时可以变换笔头，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他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迎接新政权对他的批评，他的那些好友，丁玲、巴金、矛盾等人都极力拥护新社会，他内心反而惶惑更多。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对沈从文与他的朋友们之间的差异并未过多关注，大概都是经历了风暴之后，这点差异构不成友谊的嫌隙。但是陈徒手在《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中还是提到了不少细节，比如1968年12月，沈从文把他与那些文坛的老朋友做了比较：“他们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文革后，这些当权的老朋友也成了挨批斗的落后分子，有的自杀，有的日益苍老，他们的友谊有的经受住了考验，比如巴金;有的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比如丁玲、范曾。
　　沈从文早年的创作信奉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思考，用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话说，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但是现在，新中国要求他放弃自己的思考，全身心无条件地信仰这个新制度，他无法接受这种没有体验，就被强制灌输的信仰。但是他身边的朋友都在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作为个体在时代的大洪流中，他的惶惑不安更多源于这种从“思”到“信”的内心分裂。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从放弃写作到转行做文物研究，经历了数不清的痛苦和折磨。但是这种小人物的痛苦与大时代的乐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做了很多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整理工作。其中最为醒目的部分就是强调沈从文在建国后的这种思想转变与他内心的这种个人主义的信仰是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在大时代中无法做到顺应时代的风向，那就躲开逃避，尽量远离政治的洪流。这才是沈从文甘心放弃文学创作，转行做文物研究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转变无疑是痛苦的，1956年，沈从文给丁玲写信，又通过周扬，终于确定了工作去向，5月份，文物局正式下发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通知，主持织绣服饰馆。但是他心中的那个文学梦并未从此消散，某种程度上而言，从事工艺美术和服饰研究，固然是他早年的一些喜好，更多的指向一种隐秘的写作之路。大概这种写作虽然偏离了纯粹的虚构与幻想，但是这种扎实的学术研究性写作可以寄托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一方面可以堵住悠悠之口，另外一方面，也算为新中国的未来做点贡献。而且这个寂寞的工作，可以脱离政治与争论，也算一种安全的避难方式。不过，就算如此，他也总是想起心中的那个文学梦。
　　在一封写给哥哥的信中，他回忆到自己早年的文学抱负：“三十年前用笔时，只想把记录突过契诃夫。现在又变成了半瓶醋的文物专家，而且有欲罢不能的情形。聊以自嘲，也可用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慰。”沈从文当年从乡下到北京城，怀着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自然也有写作上的巨大野心，那就是拿出作品到世界上和世界一流的作家竞赛。过去读契诃夫的小说，他觉得满心欢喜，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写的。他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成为中国的契诃夫。但政治的风暴席卷了一切，这种心酸伤感自然不能为外人所能理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一股沈从文热悄然升起。先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经历了二十一年后终于出版，稍后沈从文的各种旧作连续刊印，海外的各种译本和研究层出不穷。但经历过无数劫难的沈从文并未觉得遇热膨胀，他只希望自己能缩小一些，直到无力再小的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他更担心那些为他作品说公平话的人，将来会吃亏。而且，经历这么多年，他已经不是文学家沈从文，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文物研究者的位置上，原来的博物馆的解说员，现如今的服饰研究人员，他不担心自己的文学旧作，而是更操心自己手头这些年的文物研究。
　　扬之水1995年的日记中提到与王世襄交往的一个段子。王世襄大意是说，沈从文的服饰研究有不少硬伤，不过专业研究者出于沈从文的尊敬，似乎始终保持沉默，非专业者则并无耐心与兴趣研究，“只是因为对沈的特殊遭遇深感不平，而以此书为题发些议论”。这种评价过于简略了，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我们了解够多，但是作为文化研究学者的沈从文我们知之寥寥，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于细致梳理沈从文在各种政治风暴中，如何把几十年的文物研究保留和坚持下去，这种写作上的转型固然是时代风暴的影响，更多是出于自身思想的改变，毕竟相对于他的那些被成功洗脑的老友，沈从文后半生完成了他的创举，也延续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中，在下放改造生存堪忧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仅凭记忆完成这样卷帙浩繁的研究，我们这些安逸的人哪有资格评判他后半生并不逊于文学写作的文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