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视角谈两种男人，到底是女性解放还是经典骗局？ 最近，作家张嘉佳的一篇名为《暖男》的600字短文在互联网平台上刷屏。据说，该文收获了“200万点击，7000个赞”。这篇文章以周迅与汤唯的新婚为引子，大意说，爱上风流才子或“高帅富”对于如今的女性都太累。一个经济和精神上独立的女性或许更倾向于选择温文尔雅、体贴善良的男人，即所谓“暖男”。文中为女性勾画的关于爱情的美好蓝图是这样的：“冬天的早晨塞到你手套里保温的三明治，流泪时把你抱在怀里的温度，以及你做出一项成绩及时向你表达的爱惜。”其逻辑是，既然“女神”都选了“暖男”，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但，周迅与高圣远那个塞满品牌代言、视频直播、公益演唱会的结婚桥段，本就是她献给广告商和公众的一场大秀。而看上去很美的“暖男”与“女神”的故事，或许也只是孤寂世界中的美好想象。
　　周迅的婚姻不足以说明“暖男”的风头就盖过了“高富帅”，但“暖男”的流行也是不争的事实。更早，湖南卫视热播的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就曾将 这个称号送给乐于助人的小男孩“天天”。与传统意义上被用于形容男性气质的词汇如“阳刚”不同，“暖男”温暖、柔和，从这个对男性人格特质的归纳，大致可以看出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投射。当男性不需要担负养家的重任，男性的沟通能力和性格细腻程度就成了被看重的特质。而在后工业时代到来之前，这种特质绝大多数 被用于要求女性。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暖男”差不多同时流行起来的，是另一个名词：直男癌。显而易见，后者在字面意义上含有贬损甚至绝望的意味。它指的是大男子主义的、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事方式，与“暖男”所指涉的绅士作风似是天差地别。两个词语同时出现，概括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两 性交往方式。在这背后，隐含的是另一个命题：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或许无法消解男女不平等，甚至，会引致新的两性隔阂。
　　所以，无论“暖男”，还是“直男癌”，发明这两个概念的都是女性，或以女性为视角来思考的男性。在中国另一部分男性眼里，被冠以“暖男”的称谓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其实质就是“娘炮”，或者至少是“不男人”。而所谓的“直男癌”，或许 “只不过是有点自私”而已。
　　作家张嘉佳因在微博上发布的33个睡前故事，被文学评论界及媒体广泛关注，被贴上了“文艺暖男”的标签。他的这些故事不仅赢得了150万次的转发量，集结而成的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也卖出了200万册。除了宣发团队的营销努力，这些文字对受众的吸引力不可小觑。张嘉佳的语言接地气、情节推进迅速、带点沧桑 或悲情，给人以心灵慰藉。据媒体报道，张嘉佳的粉丝绝大多数为女性。
　　当女性在两性交往中的精神需求得以放大，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花样美男”、“暖男”这样的概念把某些男性的特质固定，并传播出去。社会已经走到可以拥抱“暖男”的阶段？这类词汇是女性构筑的空中楼阁？怎样的结构性因素，推动着审视男性的标准的变化？
　　
　　暖男故事，骗骗女孩的童话
　　
　　“暖男”则是女性渴望呵护的一种表达。那些关于“暖男”的故事，只能说是经典时代的非经典故事，骗骗女孩的童话。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仇立平曾在课堂上讲过龙应台那篇著名的《啊，上海男人！》，用以讨论两性平等状况的变迁。在这篇1997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里，龙应台这样描述上海男人：“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她写了很多关于“上海男人”的细节，比如温柔、体贴、善于家务、对妻子言听计从。
　　如“上海男人”一样，之后对男性的指称和归类先后出现了许多，诸如“花样美男”、“高富帅”、“经济适用男”和如今的“暖男”。顺着这些词汇所指涉的含义，或许可以考察社会心理的变迁。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对男性的评价已经慢慢发生了变化。女性对男性的审美，已经不是如以前那样以阳刚和男子气为标准，而希望获得男性更多的理解和精神沟通。这可以看作一种男女平等的趋势。”仇立平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社会依然是以男权为轴心的，层出不穷的语汇代表着女性的想象，也恰恰是愿望得不到满足的表征。而在信息时代，社交方式、工作方式的变革中，男女平等的状况具有诸多不确定性。
　　第一财经日报：形容某些男性时，曾经有过“上海男人”、“经济适用男”这样的语汇。这么多年，这类语汇一直在变化。
　　仇立平：“上海男人”也不是小男人的概念，而偏重于他们顾家的特点。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词汇，是因为两性越来越趋向于平等，社会心理也更趋向于女性为中心的社会想象。
　　我记得80年代曾经上演过一部话剧《寻找男子汉》，它所反映的男性气质和特征，与龙应台所写的有比较大差别。可以看到女性对男性的评价慢慢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她们心目中的男子汉，不再是我们所讲的传统意义上男性气质很强的人。当年，龙应台发表这篇有关“上海男人”的文章时，引起了很多男性的反感。但到了今天，无论在媒体还是日常生活中，这样的男性越来越为人所认可。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男女的绝对平等又可能是一种幻象。女性对诸如“暖男”这样的男性的渴望，也反映她们在现实中并未得到满足。社会依旧是充斥着男权主义的，很多女性可能只能从一些故事和影视剧中得到满足。实际生活中，不能说这样的男性或这样的男女关系不存在，但它依旧不具有普遍性。真正意义上的，在精神上、人格上、社会地位上的男女平等并未达到。
　　日报：如何判断两性的平等程度？
　　仇立平：这得看从什么角度出发，从男权主义的角度看，西方的男权主义就以为男女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其实并不完全。建国的前30年，中国的男女平等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人们强调男女无差异的平等。现在，我们知道，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很大差异，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一定意味着不平等，只是造成了社会分工的不同。
　　不平等不是基于分工，而表现为对这种分工的评价标准。举个例子，有一句话是“战争让女人走开”。女人可能的确不适合战争。今天，我们谈市场的时候，市场中的很多工作也许并不适合女性，但她们不会受到特殊照顾，甚至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得到与男性相当的成就。这个时候，男女表面上看是平等的，实际上却违反了男女本来应有的分工。而从女性本身来说，她需要呵护与支持，这部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诸如“暖男”这样的概念出现，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日报：所以说，男女平等导致“暖男”、“花样美男”这样的概念被热捧，或许，它反映的恰恰是男女之间的隔阂甚至不平等？
　　仇立平：不妨想想这样的问题：女性能否上战场？在冷兵器时代，当然不能。但在数字化时代，女性或许可以参与战争，但并不是面对面的冲杀。市场也是一样，机械大生产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女性扮演的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只能说，这种变革提供了男女在新起点上的平等。但这种劳动手段背后到底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后果，对社会、家庭分工又有怎样的影响，目前研究并不是很多，并不确定。
　　信息化手段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我想这就是“暖男”概念产生的大背景。以前，工厂或单位里，小伙伴总是非常活泼，常来常往。现在人们缺少面对面的交流。“宅男”、“宅女”就是智能化生产社会的产物。青年男女很可能无法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暖男”则是女性渴望呵护的一种表达。那些关于“暖男”的故事，只能说是经典时代的非经典故事，骗骗女孩的童话。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吕新雨看来，如暖男和花样美男，这些概念的叙述主角都是女性。她认为，不论暖男、花样美男或是直男癌，反映的都是现代人深刻的孤独。这种孤独在对两性关系的叙述中得到了表达，因为男女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为亲密和直接的部分之一。而这样的关系，在当今社会遭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和瓦解。女性对“暖男”的界定也就成了一种危机之中的呼吁。“不管是女性对暖男的呼吁，亦或是对大男子主义的批评，都会给两性关系提供一个反思性的视角。”
　　有些女性转向了童话般的影视剧作品，花样美男便是文化产业投其所好推出的梦境。“但关于暖男的一些心灵鸡汤式的产品提供的是心灵抚慰，除了给文化工业提供资源以外，无法从现实中解决两性的困境。”吕新雨甚至认为，这些概念有时候会展现其破坏性。因为“女性拿‘暖男’标准来要求自己周围的男性时，意味着她不可能建设性地去处理男女两性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暖男可能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女性童话般的想象，现实社会提供给暖男的生存空间比较狭小。
　　吕新雨：暖男更可能是一种呼吁吧。人们希望有一种相互关爱的两性关系。但如果只是从女性的角度去想象，男性没有回应，那么所谓的暖男也只是空中楼阁。
　　日报：从花样美男到暖男，这样一些词语带有明显的女性本位，女性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在男性偶像身上。而文化工业也在投其所好。背后的社会因素是什么？
　　吕新雨：今天的社会把男女两性都投入到这个竞争的市场，在这种洪流中，男女两性都在追求自我保护、自我发展，两性都极为寒冷。男女双方都需要来自对方的温暖，只是男性的表达方式不同。
　　日报：女性在职场中承担与男性相当的责任，本身被保护的欲望可能只能在私领域中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填补的空缺造成了一个个概念的流行，以及浪漫爱情影视剧的长盛不衰。
　　吕新雨：我觉得不应该将女性特殊化。其实男性一样脆弱，需要呵护。单单强调某一方需要被呵护本身都会导致冲突。只是，在电子化的时代，女性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但社会对人的异化却是不分男女的。
　　日报：这样的问题就导致了男性与女性拥抱各自的文化产品，就女性而言，一些影视剧和心灵鸡汤式的文字能够提供心灵安抚。
　　吕新雨：但是这些产品本身并不触及社会结构，它只是一种虚幻性的安慰，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概念也是人们对现实的一个替代性的反映。但在现实中，男性同样要面对很多困境，本身也是伤痕累累，处在这个困倦、饥渴、折磨之中。他们不可能总是以暖男和花样美男的形象出现。所以，这些概念是对现实生活中男性的一个否定。而把女性引向这种否定性的男性形象的存在，归根究底，也是对女性自身的否定，因为她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这样的花样男孩。
　　日报：近十多年，人们对男性的解读出现了几种标签，比如上海小男人、围裙丈夫、花样美男、经济适用男，再到如今的暖男。这些概念的共同特点是它们赋予男性一些传统上属于女性的特质，与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气概形成了反差。你对这些概念又有怎样的看法？
　　吕新雨：“上海男人”是上海男女平等的体现，上海男性较早地脱离了大男子主义，这是积极的。但花样美男可能不一样，它更多强调一种显赫家世和完美外形，讲述的往往是白马王子和灰姑娘故事的翻版。这其实已经是文化工业的产品之一，利用了男女两性在生活中的现实困境，将之转化为虚幻的想象。
　　而“经济适用男”这个词汇，似乎包含着女性无奈之下对现实的回归，一种得不到花样美男时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它其实依然是一个自我否定逻辑的延伸，包含的是一种牺牲和委屈。我觉得男女两性都不应该建立在委屈或者抱怨的基础上，而应该面对共同的困境，这样才有可能破解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工业为我们设定的主体性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