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大饭店》结尾处，导演韦斯·安德森打出字幕说本片的灵感源自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这位著名作家1881年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那是一个我们难以忘怀的太平盛世和黄金时代;1942年茨威格自杀于巴西。在他写给前妻的最后一封信中，他确信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多年，不知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重返家园，作为一个欧洲文明的流亡者，纽约的喧嚣，巴西的狂欢，这一切都使他心情无比厌倦。
　　《布达佩斯大饭店》承载的远比它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要多。习惯于安德森建构起来童话般世界的观众，很容易会被影片中那个行将消逝的美好所打动。但是这个童话世界是被虚构出来的，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布达佩斯大饭店，还是电影叙事中那个隐居于中欧白雪皑皑的山顶之上的疗养院，它们的存在成为了那个野蛮时代中的最后一丝人性之光。这之后，当战争开始侵袭这座迷人的城堡，当纳粹的杀戮开始践踏文明，当布尔什维克要将其充公，电影中的布达佩斯大饭店最终的命运就是成为一座迷人的废墟，供那些依然生活在战前世界的落魄贵族回味着旧日世界的完整和秩序井然。这是一曲欧洲文明的挽歌，是美好童话的破灭，是昨日世界的重现，是摇摇欲坠的黄金时代精神的破灭。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导演会影片开篇设置的叙事圈套：因为这是一种讲故事的艺术。用本雅明的话说，这也是一门已经失落的艺术，因为经验已经贬值，战争、贫困、饥馑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无足轻重，沉默不语，这门口耳相传的讲故事的手艺失传了。影片开始于一位小姑娘去墓地献花给《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小说作者，稍后镜头切入1980年代的作家叙述：他告诉我们作家的想象力并非支撑写作的唯一源泉，作家的写作更多是源于别人讲述的故事，“那个给他人讲故事的人，也会收获他人的故事”。镜头伴随着回忆切入了1960年的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年轻的作家(裘德?洛饰演)在此疗养，遭遇到了饭店拥有者泽罗，后者主动请作家共进晚餐，讲述了他当年(1930年代)在饭店担任门童期间，发生在饭店的领班古斯塔夫(拉尔夫?费因斯饰演)上的传奇故事。这种多重叙事不厌其烦地转换，其实是一种逐层深入时代的独特视点。也许开篇的这个叙事圈套与影片建构起来的主体叙事并无多大的关联，但是这种讲述故事的形式，让我们意识到影片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的多层体验，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时代的不同气质和特征。
　　安德森以往的影片总被认为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布达佩斯大饭店》让我们看到了形式与内容之间强烈的互文性特征。形式大于内容的潜台词是形式为内容服务，但是这部影片中，形式与内容并非附属关系，更像是互相诠释和烘托的竞争者。影片屏幕的不同比例、精美无比油画般的构图、摇拍和平移镜头、童话般的布景、粉红的色调、向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老电影致敬的桥段，无不隐含着影片对逝去的文明岁月的怀旧与感喟。
　　我们能注意到，为了制造不同年代怀旧氛围，安德森采用了三种不同比例的屏幕对比致敬欧洲的辉煌历史。故事开始的墓地场景采用的是现在普遍流行的1.85:1，而当时间退至60年代，16:9的经典银幕比例让画面呈现出一种宽阔的单调。电影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30年代，1.37:1几近正方形的效果，让人们情不自禁地回到了好莱坞的黄金年代。影片给人印象较深的地方还在于，为了营造出一种油画般的布景，伴随着着固定镜头，出现了无数的“框架”构图，除了本身就是一个画框，还有作为重要线索的《拿苹果的男孩》的名画，监狱窗口、汽车窗口、井盖、门窗、火车车窗、地下室出口、缆车窗口、教堂忏悔室的窗口、电话亭的窗口，这些框架加上固定镜头总能将观众的视线引向框架内的人物，就好像在窥视人物，又好像让我们欣赏一个过去时代框定在画框中的场景。
　　至于影片中的人物角色，我们已经习惯了安德森采用全明星阵容——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安德森的每部电影都会有这么多明星来客串出演，他们出现大都只有寥寥无几的镜头，但是他们似乎都乐在其中。我只能将此解释为，一个风格化如此强烈的导演，一个对叙事的掌控如此细致入微的导演，就算饰演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也同样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乐趣。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导演影片向逝去的文明致敬，而这些屈尊甘当小角色的大明星向一位具有人文情怀的大导演致敬。当然，他们的表演都可圈可点，我们能够认出只有短短几场戏，化妆成八十多岁贵妇的女王蒂尔达?斯文顿么?古斯塔夫与她分别的那场戏堪称完美，聊聊几句对白，让我们感受到了虚荣与优雅、浓浓爱意与虚情假意的对比。当我们才感受到古斯塔夫的虚伪和矫揉造作，又领略到了他的敬业、对艺术的喜爱，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熟稔、对一种贵族文明的坚守——正是最后这点导致了他的死亡，为了拯救自己的门童，他毫无畏惧地对抗纳粹的暴力。影片结尾时，当年的小门童继承了他的财产，拥有了布达佩斯大饭店，把古斯塔夫的故事讲述给了作家时，他概括这位布达佩斯大饭店的传奇“小人物”：“说实话，我觉得他的世界，早在他步入之前已经消逝了，但是毫无疑问，他用他超凡的魅力维持了这种假象。”
　　在这个野蛮的屠宰场里，的确残留着曾被称之为“人性”的文明之光，古斯塔夫是这样，布达佩斯大饭店是这样，甚至茨威格与本雅明的自杀都是因为他们曾经见证过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存在过，所以他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的时代，无法忍受眼睁睁看着他们热爱的文明被摧残和毁灭。我清晰地记得茨威格在的他的自传性写作《昨日的世界》中，1914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人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哪里待多久就待多久，不需要许可证和签证，也没有刁难，那些国境线不过是一些象征性的边界。随着一战、二战，这一切都变了：“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这个世界失常了，这个梦想中的自由时代已经烟消云散，只能存在于遥远的故事和童话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布达佩斯大饭店》所昭示的真理只有一个，童话越美好，现实越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