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反向抵押养老险不是一项简单的商业保险业务，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伦理工程。作为建立多层次、可持续养老保障制度的一种探索，实施过程中不宜操之过急。随着时间推移，经过耐心培育，这个市场终会有的，这项未雨绸缪的替政府减负的工作总归有回报

　　7月1日，以房养老在京沪等4个城市试行。但上海民政部门调查显示，90%的老人拟将房产留给子孙，愿意倒按揭的不到10%。记者在上海调查显示，就连失独和丁克家庭，愿意选择“以房养老”的家庭也寥寥无几。

　　从全社会养老责任的分摊看，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障，但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型政府大包大揽全民养老和医疗负担已让欧美一些政府处于破产停运，所以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不能实现全民医保，都在寻求改革之道。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老龄化提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养老、医疗全靠政府不现实。但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总体不高，普通劳动者退休后如何维持现有生活水平是一个现实问题。

　　经济下行与人口老龄化相碰头，是政府头大的事。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从高潮回落，其间的老龄化问题让政府备感困扰，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既有泡沫经济破灭的原因，也有人口出生率低老龄化加剧、消费不振的因素。从中国来看，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突破2亿，2025年将突破3亿，2034年则将突破4亿。改革开放三十年，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消失，劳动力红利锐减。最近家里装修才知道，泥瓦工、水电工日薪低于300元没人干，木工甚至要500元一天。老龄化大潮不期而至，经济增长进入高成本时代，而消化高成本的新动力源何在?当年，日本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苦无良方，经济进入长期衰退，现在这个问题同样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鉴于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在全世界都是极高的，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在养老问题上探索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作为政府替代型养老的一种有益补充，它不是权宜之计，毕竟每个有房子的人都要老去。世行的报告说，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金替代率需不低于70%。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11年为50.3%。现在，传统的养儿防老行不通，现代家庭现在都是一对小夫妻对应4个老人，这一块是非常脆弱的，需要老人自身的储备来补充。住房反向抵押，“以房养老”，可让每个人老了之后，其名下沉睡的不动产“动”起来，成为其提升生活质量的一项优先选择，但社会接受可能会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首先是观念上的。以房养老在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国内有过的零星试点都无疾而终。问题还在于社会文化和法律背景的差异，西方国家有成熟的遗产税制度，这是一项倒逼机制。子女18岁离家基本能独立打拼，老人百年之后，子女对其无所求，连巴菲特都不给儿子留遗产，儿子还写信表示感谢，“为这样的父亲而骄傲”。而中国人的传统情结，百年之后一般都要力所能及地对后人“有所交待”，传统意义上，房子是两代人之间“最有念头”的交待方式。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房子既是居所，更是一份家业的传承，是维系两代人情感的纽带。中国人一生都为子女打拼，甚至还要给孙子“有所交待”，因而这一创新型养老模式在实践中最大的障碍和冲突还是来自观念上的。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总也认为，把辛苦大半辈子挣下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老人连同他们的家人可能在情感上都过不去。囿于传统观念，老人都将房产视为重要的传承资产，“以房养老”至少目前在观念上还难以接受。

　　另外，住房反向抵押养老险是一项跨部门的长周期业务，涉及到社保、医疗、法律甚至伦理问题。人老了，房屋也会出现老龄化问题，长周期的抵押资产如何作价估值，市场长周期中资产价格可能产生风险，如何规避对冲?约定的年限到了，已消耗的养老金基本覆盖了房产价值，但老人活得好好的，面临“断供”怎么办?或者老人走得早，没用多少钱，房屋的残值受益权归谁等等，都是问题。

　　实际上，老人越是到晚年，最大的支出倒不是基本的生活之需，而是维持生命的医疗费用甚巨，这项业务必须要有医保、社保部门来共同参与。所以，住房反向抵押养老险不是一项简单的商业保险业务，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伦理工程。作为建立多层次、可持续养老保障制度的一种探索，实施过程中不宜操之过急。随着时间推移，经过耐心培育，这个市场终会有的，这项未雨绸缪的替政府减负的工作总归有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