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一部契诃夫式的电影
——专访戛纳金棕榈得主努里•比格•锡兰
2014-06-17   作者:王奇婷  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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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戛纳电影宫旁有个叫“世界村”的地方。那是一排沿地中海海岸线搭起来的白色帐篷,上方飘扬着各国国旗,迄今已有 60 多个国家入驻。
  刚卸任的影展主席吉尔·雅各布于 2000 年开辟了这块角落,意在展示各国电影工业,也传达了戛纳电影节本身追求电影多样性、试图维持世界主义视角的信息。这一点从每年入围戛纳主竞赛的影片也可见一斑——欧洲艺术电影、半好莱坞式的北美独立电影、亚非拉第三世界电影这三类,基本能顾全大局又有所侧重。
  土耳其电影属于最后一类,但比起前两者,我们对它的了解甚少。1914 年,弗阿特·乌兹克纳伊导演的纪录片《阿亚斯泰法诺斯俄国纪念碑的倒塌》成为土耳其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而后,伴随国家政体的转变,土耳其电影艺术也历经了不同的阶段和转折。
  今年,是土耳其电影的“大年”——在电影工业诞生 100 周年之际,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Nuri Bilge Ceylan)又凭借新片《冬眠》(Winter Sleep)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于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和那块土壤上滋生的电影艺术。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锡兰得奖后在发布会上说。他也是继 1982 年伊玛兹·古尼(Yilmaz Guney)导演的《自由大道》(The Way)后第二位获得金棕榈的土耳其导演。
  5 月 17 日,《冬眠》放映后一天,在贴着“100 周年”纪念海报、摆放着土耳其电影音乐 CD 的“世界村”土耳其帐篷内,锡兰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六年前,本报记者也在同样的地点采访过他,当年他带着《三只猴子》入围主竞赛,最后拿到最佳导演奖。
  事实上,从 1995 年第一部短片《茧》入围短片竞赛单元起,锡兰就成了戛纳的常客。虽然他并不高产,迄今共拍了八部长片,但超过一半都在戛纳有所斩获。在《远方》(2002)和《安纳托利亚往事》(2011年)获得两次评委会大奖后,今年他终于登顶金棕榈。
  Ceylan 在土耳其语里的发音其实类似“杰兰”。就如同很多人读不对他的名字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锡兰作品的解读也存在一定的误解和偏差。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些西方记者往往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猎奇,喜欢针对土耳其当地政治问题和社会现状不断发问,对国家的兴趣似乎远大于对电影艺术本身的兴趣。
  多年来,锡兰遇到过的类似问题不计其数。他本人温厚、斯文,虽然能看出无奈,但从不迁怒于人。他只是用低沉的声音,缓慢的语速,一次又一次地回应和解释。
  在现实世界里,锡兰确实密切关注着时政和社会新闻——采访当天,他穿着一件印有“SOMA”标语的套衫出现在记者面前(戛纳电影节前一天,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地区一处煤矿发生矿井火灾事故,死亡 300 多人,是土耳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矿难),走红毯时,他与妻子艾布鲁·锡兰都佩戴黑丝带,表达对受难同胞的哀思。
  但他不会在艺术作品中直面这些主题——与其说他关注社会问题,不如说他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
  在乡村度过童年的锡兰,在《小镇》、《五月碧云天》和《远方》这“土耳其小镇青年三部曲”中展现了自己最熟悉的故乡和故乡里的人,细致地表现了他们在身份认同、归属感上的挣扎与和解。到了《三只猴子》、《安纳托利亚往事》,他引入更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和人物群像,但自始至终探讨的都是“人的状态”。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会回避当下的社会事件或政治环境。但我相信社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用‘人性’来解释。”

  幽默总是与悲剧绑在一起

  在《冬眠》之前,锡兰电影的气质总是相似的,他习惯用很长的镜头拍很少的事。还有那些压迫大地的乌云、倏忽而至的雨雪、诗意的长镜头,令观众沉醉于他用光影和声音营造的“呼愁”中(“呼愁”在土耳其语中近似“忧伤”之意,在帕慕克作品中常用到)。
  在他镜头下,雪花曾飘落在《小镇》、飘向《远方》,飘在《适合分手的季节》。而《冬眠》的标题暗示着又一场大雪。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这次他大量削减外景,196 分钟的片长,其中 95% 都是室内镜头,由大段对白贯穿始终。
  电影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对话展现人的精神状态。退休的戏剧演员艾登(Aydin)在卡帕多奇亚地区经营一家小旅馆。土耳其的冬天气候恶劣,但作为酒店老板,他不得不在雨雪天继续工作。艾登每周在当地报纸上写专栏。作为小镇中的名人,他受到尊重,也在暗地里被穷人憎恨。他与尼哈儿(Nihal)是一对老夫少妻,近来感情上有些疏远,他的姐姐内克拉(Necla)则深陷于自己婚姻的不幸中。日复一日,他与承租人的阶级矛盾、与姐姐和妻子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情感观上的矛盾不断爆发。那些对白并不是用来推动剧情,而是剧中人本来的状态,是思维困惑的外化。
  艾登属于土耳其典型的中产阶级精英,他生活富足,社会地位高,读过点书,有自己的精神追求——“Adyin”在土耳其语中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意思。但从他的言语中,又能看出他自视甚高,虚伪造作——他当然不是个坏人,但有人性的弱点,而一旦他身边最亲密的人拿这些弱点来攻击他,矛盾一触即发。
  “我和艾登一点都不像,但电影仍可以说是半自传性的。影片对艾登那样的知识份子的批判,也可看作是我的自省,是我在探寻自己灵魂的阴暗面。”锡兰无比坦诚地说道。在《远方》中,他也塑造了一个冷漠的知识份子形象——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工作,功成名就的自由摄影师。当时锡兰就说,从这个角色身上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可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自我审视。
  锡兰以往的电影都以对话少著称。“因为我不相信语言。真相藏在隐秘处,而不在话语中。”他说。但《冬眠》像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全篇滔滔不绝的对话令观众和制片人望而却步。
  这些对白的最初灵感来自契诃夫。锡兰说,故事原型是几篇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组合。《赫芬顿邮报》认为,除了短篇小说,《冬眠》的一些台词与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剧中描写的那些崇尚空谈而不务实际、好幻想又无实践能力的旧式贵族,在艾登身上也能找到一些影子。
  但这位主人公并没有一味让人讨厌。相反,他的举止和言行有时让人发笑,继而对他产生怜悯。有时在他身上,你看到的却是自己。“在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伪装’。我相信是这样。你总会想把自己装饰得体面一些。”锡兰说。因此,电影虽然显得“沉闷”,但台词却生动、细腻,时而带有讽刺的幽默。他理解的幽默“总是与悲剧绑在一起”,而这种悲喜交加,也是契诃夫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评委会主席简·坎皮恩在发布会上说,《冬眠》拿金棕榈没有任何异议,是全票通过的。她认为这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契诃夫式”的故事,因为“电影中的人物都在彼此折磨”。
  担任评委之一的贾樟柯对电影也赞赏有加:“电影里不仅有家人,夫妻,还有房客和游客,这种结构本身呈现出一种视野。这种对人生、人性,对生活理解的视野的广阔性,有点像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那样一种视野。那样的视野不仅在文学中少见,在电影中更少见。”

  电影和文学的双重“作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也是另一位锡兰喜欢的俄罗斯作家。而他最欣赏的导演之一,是俄罗斯大师塔可夫斯基。他本人也被称为“土耳其的塔可夫斯基”。
  俄罗斯电影和文学中的悲怆和忧郁,那种虔诚的宗教情怀,独特的现实批判意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巨大的道德深度,似乎都深深吸引着锡兰。契诃夫说:“我的忧伤是一个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也正是我们在观看锡兰的电影时会产生的感觉。
  努里·比格·锡兰 1959 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大学毕业时,他拿到的是电子工程师的文凭。他其实花了很久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毕业后,锡兰曾去伦敦逗留了近一年,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做过饭店服务生、光顾小书店去看书、天天看电影……一次,在尼泊尔旅行时,他坐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寺庙里看着远方的山脉,突然觉得自己离开土耳其太久了,应该回去服兵役。在部队里,锡兰读了罗曼·波兰斯基的自传,才开始想,“我似乎应该去做电影”。那时,锡兰已经快 30 岁了。
  在成为导演前,锡兰先成了一名摄影师。2006 年至 2008 年间,他拍摄了一组父亲的肖像,于 2009 年在伦敦展出。看过他摄影作品的人都说,他拍的照片与他的电影画面一样美。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锡兰能与他的御用摄影师高汉·泰亚奇(Gkhan Tiryaki)一拍即合,并合作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妻子艾布鲁也是一名摄影师。她毕业于电影学院,自己拍摄过电影短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女和才女。她作为伴侣,也经常作为电影主创与锡兰一起出席各种活动。
  2006 年,夫妻两人共同出演了一部电影《适合分手的季节》,剧本的创意就是来自于他们在午餐时的一席对话。两个世界观、价值观相近的人走到一起,有思辨,有沉淀,这是他们婚姻生活的常态。这对才华横溢、心有灵犀的灵魂伴侣,一直令很多人羡艳。
  《冬眠》的剧本也是锡兰夫妇联手写成的。15 年前,他们看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当即就想把它写成剧本。但一直到去年,他们才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启动了。
  也就是说,锡兰在拍完处女作后,就已开始在心里酝酿这个计划——拍一部契诃夫式的电影。它就像是一座高峰,这些年来,锡兰一直在为翻越它做准备。因此,《冬眠》看似是锡兰与以往风格的断绝和转折,但骨子里,他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契诃夫这个名字,一直无形地存在于他的电影中。细数他的几部电影,也能看出明显的进化痕迹。
  在《安纳托利亚往事》首映后,锡兰在接受 BFI 采访时也提到了他仰慕的作者:“《安纳托利亚往事》中,有一些台词来自契诃夫的小说。影片的主角是陪着侦察队彻夜找寻一具尸体的医生,“医生总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就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他说。
  可以说,锡兰已开始用一个真正的文学作者——而不仅仅是“电影作者”来要求自己。他把对白写成舞台剧式的剧本,让土耳其最好的专业演员来演(此前,锡兰一直以起用非职业演员著称,他的好几个家人都出演过他早期的电影),即便台词显得刻意、不自然、不生活化,那也没关系,因为锡兰就是想让你从电影中品出文学的韵味、感受到电影与文学是共通的。他说,电影虽然长,但观众在家里可以分段观看——就像读一本小说一样。
  回头再看,锡兰最拿手的那种刻意隐藏信息(尤其是人物动机)的“暧昧”表达,也便得有迹可循了。“文学利用读者的想象,我们也可以在电影中做同样的事。如果不让观众投入电影,去猜想,揣测,你就没法挖得很深。这种‘暧昧’并不是指含糊,它应是精心计划的。作为导演,你自己必须知道答案。如果连你都不知道,你就没法去指导演员。”锡兰说。
  “现实中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仅能创造一半事实,因为生活本就捉摸不定,充满暧昧。在生活和文学中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在电影中尝试呢?”
  
  专访努里·比格·锡兰

  每一个角色我都用灵魂体验过
  
  B=《外滩画报》  C=努里·比格·锡兰
  
  B:为什么你又一次把故事背景设在安纳托利亚?
  C:因为我需要把人物隔绝起来。不过在土耳其,演员退休后拿着退休金来安纳托利亚经营一家小酒店,还是很普遍的。其实这个灵感来自土耳其的一个演员 Tuncel Kurtiz,他晚年就在安纳托利亚郊区开了一间小酒店。电影中的洞穴酒店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存在的,这得益于卡帕多奇亚地区的地貌。
  B:但这部电影 95% 都是室内戏,与你以往的几部作品非常不同。
  C:对,我不想过多地展现安纳托利亚,因为那里太漂亮、太有趣了,会削弱人物角色本身。
  B:为什么以莎士比亚剧作命名酒店为“奥赛罗酒店”?
  C:因为主人公以前是戏剧演员,当他成为酒店老板,很自然会用到一些戏剧的典故,而莎士比亚当然是很好的选择。而且“Othello”的发音很像土耳其语中的“Otel”,就是“酒店”的意思。
  B:是否有很多这样只有土耳其人才能意会的细节?
  C:当然,土耳其人能更好地理解这部电影。比如他们看到电影里的“IMAM”会知道这个词是伊斯兰教的“leader in prayer”的意思。
  B:电影长达 196 分钟,拍这么长的好处是什么?观众能从中得到什么?
  C:拍得长没有任何好处。观众、制片人,每个人都讨厌长电影。但我还是想有点挑战。而且电影在网上自有它的生命力——在三个月发行期过后,它其实还能“存活”好几年,观众还会陆续看我的电影,而且他们在家里可以分段观看,就好比看一本小说一样——你不用一晚上就把小说读完。我们也把自己当小说家一样在写剧本。其实我们写完初稿发现电影会有两部《安纳托利亚往事》那么长(约 4 个半小时),最后减至 3 小时 16 分钟。

  锡兰在《安纳托利亚往事》拍片现场。该片荣获 2011 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B:为什么用“冬眠”作为片名?加上 3 小时的片长,似乎更容易让人昏昏欲睡。
  C:这又是另一个挑战(笑)。我知道电影本身已经很长,大家看到肯定都有点害怕。我就想再进一步把名字也取得“骇人”一点。我的制片人恨死这个名字了,他们执意让我改,但我坚持不改。
  B:你提到电影中这些戏剧台词般的对话是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影响。具体是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他的小说哪里打动了你?
  C:15 年前,我读了他的几部短篇小说后非常喜欢,想改编成剧本,但当时不够自信。到了五六年前,我和妻子才觉得有自信了,可以写了。突然有一天,我们就启动了,而一写就停不下来。当然,剧本的故事和原作相去甚远,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但希望电影里能有一丝契诃夫的灵魂。
  B:实际拍摄中台词改得多吗?
  C:改得很少。这部电影,我不想让演员改台词。我想要非常精确的对话。所以我必须用职业演员,而且是最好的那些才行,因为业余演员或多或少都会改台词。事实上,可以说正是这几个演员,才让电影得以成功。拍摄时,有时虽然台词错了,但他们的表演却足以说服人——所以好的演员不会让你察觉到台词错了,因为他们的表演使它们也得以成立。尤其是男主角 Haluk Bilginer,他对我来说是这个角色的唯一选择。一开始他比较忙,没有答应我,后来我又找他,给他剧本。他的台词共有 183 页那么长。他看完后给我发了个消息说剧本非常诚实,看到了自省,非常愿意成为主人公的扮演者。
  
  锡兰最欣赏的导演之一,是俄罗斯大师塔可夫斯基。塔氏的《安德烈·卢布廖夫》和《镜子》都入选了锡兰个人电影十佳。他本人也被称为“土耳其的塔可夫斯基”
  
  B:台词中探讨了很多道德问题,例如对于“忍耐邪恶,让作恶者改邪归正”的探讨等等。你和你妻子一起写了剧本,是否有一些对话是从你们的日常对话中汲取灵感?
  C: 当然,所有的对话都源于我们的个人生活经验,因为这是你唯一信任的东西,可以说我的每一个角色我都用灵魂体验过。我把我的个人生活,以及我对身边的朋友的观察融入了剧本写作。电影里稍带有一些对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精英的批判,可以说这也是我的自省。
  B:能否说说你和妻子一起写剧本的过程?两个人意见是否一致,有没有争执?
  C:她是唯一的人选。因为其他人都不会与我争执,他们似乎觉得我在电影创作上更有经验。但我妻子敢于和我争论,有时我们彻夜争吵到早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观点、词句受到考验,这对写作来说是件好事。有时争吵中说的话反而比原来更好,好几次吵完我就懊恼:“要是把刚才的对话录下来就好了!”她的加入让台词比原来要好 10 倍,我个人觉得我妻子在故事架构等方面比我更出色。
  B:你们俩和电影里那对夫妻像吗?
  C:不太像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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