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宫旁有个叫“世界村”的地方。那是一排沿地中海海岸线搭起来的白色帐篷，上方飘扬着各国国旗，迄今已有 60 多个国家入驻。
　　刚卸任的影展主席吉尔·雅各布于 2000 年开辟了这块角落，意在展示各国电影工业，也传达了戛纳电影节本身追求电影多样性、试图维持世界主义视角的信息。这一点从每年入围戛纳主竞赛的影片也可见一斑——欧洲艺术电影、半好莱坞式的北美独立电影、亚非拉第三世界电影这三类，基本能顾全大局又有所侧重。
　　土耳其电影属于最后一类，但比起前两者，我们对它的了解甚少。1914 年，弗阿特·乌兹克纳伊导演的纪录片《阿亚斯泰法诺斯俄国纪念碑的倒塌》成为土耳其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而后，伴随国家政体的转变，土耳其电影艺术也历经了不同的阶段和转折。
　　今年，是土耳其电影的“大年”——在电影工业诞生 100 周年之际，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Nuri Bilge Ceylan）又凭借新片《冬眠》（Winter Sleep）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于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和那块土壤上滋生的电影艺术。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锡兰得奖后在发布会上说。他也是继 1982 年伊玛兹·古尼（Yilmaz Guney）导演的《自由大道》（The Way）后第二位获得金棕榈的土耳其导演。
　　5 月 17 日，《冬眠》放映后一天，在贴着“100 周年”纪念海报、摆放着土耳其电影音乐 CD 的“世界村”土耳其帐篷内，锡兰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六年前，本报记者也在同样的地点采访过他，当年他带着《三只猴子》入围主竞赛，最后拿到最佳导演奖。
　　事实上，从 1995 年第一部短片《茧》入围短片竞赛单元起，锡兰就成了戛纳的常客。虽然他并不高产，迄今共拍了八部长片，但超过一半都在戛纳有所斩获。在《远方》（2002）和《安纳托利亚往事》（2011年）获得两次评委会大奖后，今年他终于登顶金棕榈。
　　Ceylan 在土耳其语里的发音其实类似“杰兰”。就如同很多人读不对他的名字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锡兰作品的解读也存在一定的误解和偏差。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些西方记者往往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猎奇，喜欢针对土耳其当地政治问题和社会现状不断发问，对国家的兴趣似乎远大于对电影艺术本身的兴趣。
　　多年来，锡兰遇到过的类似问题不计其数。他本人温厚、斯文，虽然能看出无奈，但从不迁怒于人。他只是用低沉的声音，缓慢的语速，一次又一次地回应和解释。
　　在现实世界里，锡兰确实密切关注着时政和社会新闻——采访当天，他穿着一件印有“SOMA”标语的套衫出现在记者面前（戛纳电影节前一天，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地区一处煤矿发生矿井火灾事故，死亡 300 多人，是土耳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矿难），走红毯时，他与妻子艾布鲁·锡兰都佩戴黑丝带，表达对受难同胞的哀思。
　　但他不会在艺术作品中直面这些主题——与其说他关注社会问题，不如说他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
　　在乡村度过童年的锡兰，在《小镇》、《五月碧云天》和《远方》这“土耳其小镇青年三部曲”中展现了自己最熟悉的故乡和故乡里的人，细致地表现了他们在身份认同、归属感上的挣扎与和解。到了《三只猴子》、《安纳托利亚往事》，他引入更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和人物群像，但自始至终探讨的都是“人的状态”。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会回避当下的社会事件或政治环境。但我相信社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用‘人性’来解释。”

　　幽默总是与悲剧绑在一起

　　在《冬眠》之前，锡兰电影的气质总是相似的，他习惯用很长的镜头拍很少的事。还有那些压迫大地的乌云、倏忽而至的雨雪、诗意的长镜头，令观众沉醉于他用光影和声音营造的“呼愁”中（“呼愁”在土耳其语中近似“忧伤”之意，在帕慕克作品中常用到）。
　　在他镜头下，雪花曾飘落在《小镇》、飘向《远方》，飘在《适合分手的季节》。而《冬眠》的标题暗示着又一场大雪。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这次他大量削减外景，196 分钟的片长，其中 95% 都是室内镜头，由大段对白贯穿始终。
　　电影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对话展现人的精神状态。退休的戏剧演员艾登（Aydin）在卡帕多奇亚地区经营一家小旅馆。土耳其的冬天气候恶劣，但作为酒店老板，他不得不在雨雪天继续工作。艾登每周在当地报纸上写专栏。作为小镇中的名人，他受到尊重，也在暗地里被穷人憎恨。他与尼哈儿（Nihal）是一对老夫少妻，近来感情上有些疏远，他的姐姐内克拉（Necla）则深陷于自己婚姻的不幸中。日复一日，他与承租人的阶级矛盾、与姐姐和妻子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情感观上的矛盾不断爆发。那些对白并不是用来推动剧情，而是剧中人本来的状态，是思维困惑的外化。
　　艾登属于土耳其典型的中产阶级精英，他生活富足，社会地位高，读过点书，有自己的精神追求——“Adyin”在土耳其语中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意思。但从他的言语中，又能看出他自视甚高，虚伪造作——他当然不是个坏人，但有人性的弱点，而一旦他身边最亲密的人拿这些弱点来攻击他，矛盾一触即发。
　　“我和艾登一点都不像，但电影仍可以说是半自传性的。影片对艾登那样的知识份子的批判，也可看作是我的自省，是我在探寻自己灵魂的阴暗面。”锡兰无比坦诚地说道。在《远方》中，他也塑造了一个冷漠的知识份子形象——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工作，功成名就的自由摄影师。当时锡兰就说，从这个角色身上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可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自我审视。
　　锡兰以往的电影都以对话少著称。“因为我不相信语言。真相藏在隐秘处，而不在话语中。”他说。但《冬眠》像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全篇滔滔不绝的对话令观众和制片人望而却步。
　　这些对白的最初灵感来自契诃夫。锡兰说，故事原型是几篇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组合。《赫芬顿邮报》认为，除了短篇小说，《冬眠》的一些台词与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剧中描写的那些崇尚空谈而不务实际、好幻想又无实践能力的旧式贵族，在艾登身上也能找到一些影子。
　　但这位主人公并没有一味让人讨厌。相反，他的举止和言行有时让人发笑，继而对他产生怜悯。有时在他身上，你看到的却是自己。“在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伪装’。我相信是这样。你总会想把自己装饰得体面一些。”锡兰说。因此，电影虽然显得“沉闷”，但台词却生动、细腻，时而带有讽刺的幽默。他理解的幽默“总是与悲剧绑在一起”，而这种悲喜交加，也是契诃夫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评委会主席简·坎皮恩在发布会上说，《冬眠》拿金棕榈没有任何异议，是全票通过的。她认为这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契诃夫式”的故事，因为“电影中的人物都在彼此折磨”。
　　担任评委之一的贾樟柯对电影也赞赏有加：“电影里不仅有家人，夫妻，还有房客和游客，这种结构本身呈现出一种视野。这种对人生、人性，对生活理解的视野的广阔性，有点像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那样一种视野。那样的视野不仅在文学中少见，在电影中更少见。”

　　电影和文学的双重“作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也是另一位锡兰喜欢的俄罗斯作家。而他最欣赏的导演之一，是俄罗斯大师塔可夫斯基。他本人也被称为“土耳其的塔可夫斯基”。
　　俄罗斯电影和文学中的悲怆和忧郁，那种虔诚的宗教情怀，独特的现实批判意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巨大的道德深度，似乎都深深吸引着锡兰。契诃夫说：“我的忧伤是一个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也正是我们在观看锡兰的电影时会产生的感觉。
　　努里·比格·锡兰 1959 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大学毕业时，他拿到的是电子工程师的文凭。他其实花了很久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毕业后，锡兰曾去伦敦逗留了近一年，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做过饭店服务生、光顾小书店去看书、天天看电影……一次，在尼泊尔旅行时，他坐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寺庙里看着远方的山脉，突然觉得自己离开土耳其太久了，应该回去服兵役。在部队里，锡兰读了罗曼·波兰斯基的自传，才开始想，“我似乎应该去做电影”。那时，锡兰已经快 30 岁了。
　　在成为导演前，锡兰先成了一名摄影师。2006 年至 2008 年间，他拍摄了一组父亲的肖像，于 2009 年在伦敦展出。看过他摄影作品的人都说，他拍的照片与他的电影画面一样美。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锡兰能与他的御用摄影师高汉·泰亚奇（Gkhan Tiryaki）一拍即合，并合作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妻子艾布鲁也是一名摄影师。她毕业于电影学院，自己拍摄过电影短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女和才女。她作为伴侣，也经常作为电影主创与锡兰一起出席各种活动。
　　2006 年，夫妻两人共同出演了一部电影《适合分手的季节》，剧本的创意就是来自于他们在午餐时的一席对话。两个世界观、价值观相近的人走到一起，有思辨，有沉淀，这是他们婚姻生活的常态。这对才华横溢、心有灵犀的灵魂伴侣，一直令很多人羡艳。
　　《冬眠》的剧本也是锡兰夫妇联手写成的。15 年前，他们看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当即就想把它写成剧本。但一直到去年，他们才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启动了。
　　也就是说，锡兰在拍完处女作后，就已开始在心里酝酿这个计划——拍一部契诃夫式的电影。它就像是一座高峰，这些年来，锡兰一直在为翻越它做准备。因此，《冬眠》看似是锡兰与以往风格的断绝和转折，但骨子里，他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契诃夫这个名字，一直无形地存在于他的电影中。细数他的几部电影，也能看出明显的进化痕迹。
　　在《安纳托利亚往事》首映后，锡兰在接受 BFI 采访时也提到了他仰慕的作者：“《安纳托利亚往事》中，有一些台词来自契诃夫的小说。影片的主角是陪着侦察队彻夜找寻一具尸体的医生，“医生总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就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他说。
　　可以说，锡兰已开始用一个真正的文学作者——而不仅仅是“电影作者”来要求自己。他把对白写成舞台剧式的剧本，让土耳其最好的专业演员来演（此前，锡兰一直以起用非职业演员著称，他的好几个家人都出演过他早期的电影），即便台词显得刻意、不自然、不生活化，那也没关系，因为锡兰就是想让你从电影中品出文学的韵味、感受到电影与文学是共通的。他说，电影虽然长，但观众在家里可以分段观看——就像读一本小说一样。
　　回头再看，锡兰最拿手的那种刻意隐藏信息（尤其是人物动机）的“暧昧”表达，也便得有迹可循了。“文学利用读者的想象，我们也可以在电影中做同样的事。如果不让观众投入电影，去猜想，揣测，你就没法挖得很深。这种‘暧昧’并不是指含糊，它应是精心计划的。作为导演，你自己必须知道答案。如果连你都不知道，你就没法去指导演员。”锡兰说。
　　“现实中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仅能创造一半事实，因为生活本就捉摸不定，充满暧昧。在生活和文学中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在电影中尝试呢？”
　　
　　专访努里·比格·锡兰

　　每一个角色我都用灵魂体验过
　　
　　B=《外滩画报》  C＝努里·比格·锡兰
　　
　　B：为什么你又一次把故事背景设在安纳托利亚？
　　C：因为我需要把人物隔绝起来。不过在土耳其，演员退休后拿着退休金来安纳托利亚经营一家小酒店，还是很普遍的。其实这个灵感来自土耳其的一个演员 Tuncel Kurtiz，他晚年就在安纳托利亚郊区开了一间小酒店。电影中的洞穴酒店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存在的，这得益于卡帕多奇亚地区的地貌。
　　B：但这部电影 95% 都是室内戏，与你以往的几部作品非常不同。
　　C：对，我不想过多地展现安纳托利亚，因为那里太漂亮、太有趣了，会削弱人物角色本身。
　　B：为什么以莎士比亚剧作命名酒店为“奥赛罗酒店”？
　　C：因为主人公以前是戏剧演员，当他成为酒店老板，很自然会用到一些戏剧的典故，而莎士比亚当然是很好的选择。而且“Othello”的发音很像土耳其语中的“Otel”，就是“酒店”的意思。
　　B：是否有很多这样只有土耳其人才能意会的细节？
　　C：当然，土耳其人能更好地理解这部电影。比如他们看到电影里的“IMAM”会知道这个词是伊斯兰教的“leader in prayer”的意思。
　　B：电影长达 196 分钟，拍这么长的好处是什么？观众能从中得到什么？
　　C：拍得长没有任何好处。观众、制片人，每个人都讨厌长电影。但我还是想有点挑战。而且电影在网上自有它的生命力——在三个月发行期过后，它其实还能“存活”好几年，观众还会陆续看我的电影，而且他们在家里可以分段观看，就好比看一本小说一样——你不用一晚上就把小说读完。我们也把自己当小说家一样在写剧本。其实我们写完初稿发现电影会有两部《安纳托利亚往事》那么长（约 4 个半小时），最后减至 3 小时 16 分钟。

　　锡兰在《安纳托利亚往事》拍片现场。该片荣获 2011 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B：为什么用“冬眠”作为片名？加上 3 小时的片长，似乎更容易让人昏昏欲睡。
　　C：这又是另一个挑战（笑）。我知道电影本身已经很长，大家看到肯定都有点害怕。我就想再进一步把名字也取得“骇人”一点。我的制片人恨死这个名字了，他们执意让我改，但我坚持不改。
　　B：你提到电影中这些戏剧台词般的对话是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影响。具体是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他的小说哪里打动了你？
　　C：15 年前，我读了他的几部短篇小说后非常喜欢，想改编成剧本，但当时不够自信。到了五六年前，我和妻子才觉得有自信了，可以写了。突然有一天，我们就启动了，而一写就停不下来。当然，剧本的故事和原作相去甚远，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但希望电影里能有一丝契诃夫的灵魂。
　　B：实际拍摄中台词改得多吗？
　　C：改得很少。这部电影，我不想让演员改台词。我想要非常精确的对话。所以我必须用职业演员，而且是最好的那些才行，因为业余演员或多或少都会改台词。事实上，可以说正是这几个演员，才让电影得以成功。拍摄时，有时虽然台词错了，但他们的表演却足以说服人——所以好的演员不会让你察觉到台词错了，因为他们的表演使它们也得以成立。尤其是男主角 Haluk Bilginer，他对我来说是这个角色的唯一选择。一开始他比较忙，没有答应我，后来我又找他，给他剧本。他的台词共有 183 页那么长。他看完后给我发了个消息说剧本非常诚实，看到了自省，非常愿意成为主人公的扮演者。
　　
　　锡兰最欣赏的导演之一，是俄罗斯大师塔可夫斯基。塔氏的《安德烈·卢布廖夫》和《镜子》都入选了锡兰个人电影十佳。他本人也被称为“土耳其的塔可夫斯基”
　　
　　B：台词中探讨了很多道德问题，例如对于“忍耐邪恶，让作恶者改邪归正”的探讨等等。你和你妻子一起写了剧本，是否有一些对话是从你们的日常对话中汲取灵感？
　　C： 当然，所有的对话都源于我们的个人生活经验，因为这是你唯一信任的东西，可以说我的每一个角色我都用灵魂体验过。我把我的个人生活，以及我对身边的朋友的观察融入了剧本写作。电影里稍带有一些对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精英的批判，可以说这也是我的自省。
　　B：能否说说你和妻子一起写剧本的过程？两个人意见是否一致，有没有争执？
　　C：她是唯一的人选。因为其他人都不会与我争执，他们似乎觉得我在电影创作上更有经验。但我妻子敢于和我争论，有时我们彻夜争吵到早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观点、词句受到考验，这对写作来说是件好事。有时争吵中说的话反而比原来更好，好几次吵完我就懊恼：“要是把刚才的对话录下来就好了！”她的加入让台词比原来要好 10 倍，我个人觉得我妻子在故事架构等方面比我更出色。
　　B：你们俩和电影里那对夫妻像吗？
　　C：不太像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