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申城考古大展开放，展示本城6000年文明史。 对于上海的历史记录，很多人的印象总定格于开埠后的万国建筑群、城隍庙的豫园，抑或是传说中的“小渔村”。而实际上，在亿万年里逐渐成陆的上海有其漫长的文明史。只是，这片土地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史料记载集中于宋元，更早的历史相比于北方略显苍白。
　　如今，考古发掘的遗物带着久远的文明痕迹，拼凑起这段重重叠叠的历史。6月7日，上海博物馆的申城考古大展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申城寻踪6000年”的展览直观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结合史料考证，这座城市的文明史最早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这次展览汇集了上海地区出土的共500多件文物，来自30多处考古遗址。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在上海考古工作者的考定下被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史前年代序列：从有人类活动开始的马家浜文化，先后历经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直至明代。展览共分三个展厅，第一个为“文明之光”，主要展现史前历史；第二个名为“城镇之路”，展现的是上海有城镇萌芽以后直至明代的历史；第三个展厅为“古塔遗珍”，陈列着上海13座古塔中出土的宗教文物。“这次展览，主要想让大家了解上海6000年中经历了哪些变迁，满足人们寻根问祖的情结。”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陈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
　　当把上海地区放到中国文化历史的维度中考量，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国际良渚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高蒙河作出这样的比喻：“上海在全国的文化地位变迁就好像是一根扁担：中间小、两头大。5000多年前，这里存在着影响整个中国的良渚文化，之后便开始走向衰弱。而直到近代的100~200年间，才重新走向辉煌。”
　　
　　源于马家浜文化
　　
　　葛剑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从南宋以后，今天市区这一带经济才慢慢发展起来。具体的标志就是今天上海市区这片土地从一个普通的聚落变成‘上海镇’，到了元朝又升级为‘上海县’。”
　　说起上海的历史，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首先需要讲清楚的是 “上海”的概念。“我们现在讲的上海，不是这座城市，是一个行政区。它主要包括两块地方，一块地方是冈身（长期波浪作用下形成的沙堤）西面，包括青浦、松江，这片土地非常古老，史前遗址大都在这个地方发现；另一块地方在冈身东面，这是一个逐渐成陆的地方，包括现在的中心城区。”
　　这次展览，史前文物的出土地点集中于青浦、松江以及金山。“上世纪50年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上海最早成陆的是西部的青浦等地，崧泽和福泉山的马家浜遗址表明，距今约6000年时青浦等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适合人类的长期定居生活。”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建在他为考古大展撰写的前言《申城寻踪》中写道。
　　目前上海发现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共有三处，分别是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遗址和金山区的查山遗址。如今陈列在新开馆的青浦崧泽遗址博物馆的一件人头骨就出土于崧泽遗址，被称为“上海第一人”。“它是上海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人类骨骸，代表着最早的上海先民。”陈杰说道。
　　“最早的上海先民”使用的生活工具还比较简单，陶器品种单一，装饰简约。他们已开始利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伐树开荒、种植水稻、驯养家畜。“崧泽时期，不仅有石犁等农具，还出现了玉镯。可见那时候的先民早已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状态了。”陈杰说。与此同时，崧泽先民制作的陶器也开始富有审美情趣。展览中陈列的“镂孔勾连纹陶豆”为青浦区崧泽遗址7号墓出土的遗物，这件陶豆线条简练、器型瘦高而稳重，下部花纹之间的镂孔，让整件器物显得大方而不失灵动。
　　“上海处于崧泽文化的同时，河南的庙底沟文化影响颇大。这种文化的彩陶在北方各地都有很多发现。但在环太湖流域则很少见。这说明崧泽人并不接受这种器物。可见，当时南北方文化呈现的是一种对峙状态。”高蒙河说。
　　上海刚有文明晨曦微微透出之时，更广袤土地上的人又处于怎样的生活之中？高蒙河将当时的中国文明比喻为一朵花朵的几片花瓣。“6000年前，整个中国已经有多种文化存在，其他地域的文明并不弱于马家浜文化。那是一种多元文明共进的形态，没有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
　　
　　史前文化之高峰
　　
　　高蒙河 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国际良渚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6000年前，整个中国已经有多种文化存在，其他地域的文明并不弱于马家浜文化。那是一种多元文明共进的形态，没有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
　　距今5400年之时，上海先民走入了良渚文化时期。这种文化曾经达到了史前文明的高峰。“距今5000年左右，良渚文化几乎是中国最为强势的文化。”高蒙河说。
　　陈杰从考古发掘中发现，良渚文化时期，上海的先民聚落逐渐增多。迄今为止，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寺前村、金山坟、广富林、亭林等18处遗址。同时，生产工具也更丰富。这从展厅里陈列的农具便可见一斑：石镰、耘田器、斜柄石刀、石凿等等大都打磨精细，工艺考究。在陈杰看来，这些工具已经可以配套用于稻作农业的各个环节，比如，翻土时用石犁，收割时则用石镰。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良渚人吃的食物，如芡实、葫芦、稻谷、菱角、核桃以及益母草等等。
　　展厅中陈列着的良渚文化陶器器型别致、泥胎纤薄、纹饰多姿多彩而刻工精细。而作为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则更是端宁古雅，线条也如机器雕刻般挺拔精确。玉琮上的人面纹、兽面纹、鸟纹则吐露着良渚文化先民独特的宗教精神世界。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件出自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的良渚时期文物“神人兽面纹象牙权杖”，这根权杖长约97厘米，周身刻满了细密繁复的神人兽面纹，共计10组之多。“可见，当时的礼器虽主要以玉为主，但除了玉之外，象牙也可能是礼器的备选材质之一。”陈杰告诉本报。这也是此次展览中唯一借助复制品展览的文物。陈杰介绍说，这枚权杖虽然保存、修复得较好，但几千年的时光还是使其表面变得磨损，导致权杖上精致的雕刻难以看清。于是，他们使用3D扫描制作了一个复制品，以供观众看清权杖的纹饰。“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鲜明的等级差异，这枚权杖与玉钺的使用者应该处于同一等级，都是这一地区最高掌权者。”他说。
　　
　　从精致优美复归粗犷原始
　　
　　良渚文化后，文物风格有了一个强烈转折。从马家浜文化开始一路向精致、优美演变的陶罐却在此时又复归粗犷、原始。“就好像1980年代，西方的喇叭裤、蛤蟆镜一下子涌入中国。” 陈杰说。
　　那么，这种看似“返祖”的现象究竟因何而起？“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广富林文化没有良渚文化发达，这确实是因为广富林文化已经退变为一个地区性的文化了。它不再向周围辐射，反而输入了北方的外来文化。”高蒙河说。
　　如此强盛的良渚文化究竟为何中断？是社会结构的崩塌还是地理环境的巨变？“目前学界已经将之列为一个重要课题，但目前尚无统一结论。得到较多认同的是‘洪水说’。考古学家发现了底层堆积，很多考古指针都指向这个结论。”除此之外，目前也存在“战争说”、“瘟疫说”。不过，高蒙河告诉本报：“在整个长江中下游，我们甚少发现武器的遗存，也看不到毁城的痕迹。”
　　陈杰则将这样的转折看作一场风格的“入侵”。“从这些陶器可以看到崧泽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断裂了。越往后，文化交融性越大。”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还在墓葬的形制上看到了社会变动交融之时，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形态。 “崧泽文化时期，墓葬的头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但是广富林的墓葬头则没有一定的规律。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不稳定的社会趋势。”陈杰说。
　　“到了广富林文化时期，来自北方的文化传统成为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的文化主流力量。”陈杰说。此外，考古学家们认为，广富林文化应该受到王油坊文化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