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三影堂影展中，有一个“民国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穿着绛红色刺绣长袍，梳着长辫子，注视着正前方，眼神中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沧桑感。
    这是 2014 年“三影堂摄影大奖”获得者朱岚清参赛作品的封面照片。“那个女孩就是我自己，长袍是我曾祖母的嫁衣，我从我奶奶的箱子里找到的，我穿上它时，有一种与过去对话的感觉，我相信来自过去的物件会有它的某种力量，所以我将它作为这组作品的开端。”朱岚清说。
    “三影堂摄影大奖”由民间摄影艺术中心三影堂举办，该奖旨在发掘具有独立精神和艺术潜质的艺术家。今年的比赛一共有 580 名摄影师参加，其中 28 名选手进入决赛角逐大奖。
    为何将大奖颁发给福建籍 90 后女摄影师朱岚清？三影堂创办人荣荣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表示：朱岚清独特而敏感的乡愁视点、创新的布展方式打动了他。“朱岚清递交的是一本手工制作的相册，现场布展时，她也费了一番心思。她采用大小照片的不同组合，以活页的形式将相册用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打破了传统的平面展览方式。”荣荣说，“可能是她对故乡的一种特殊感情，才会呈现这样的效果，让人身临其境。”
    朱岚清，中国新生代摄影师，1991 年出生在福建，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摄影系，目前在台湾辅仁大学攻读研究生。从 2012 年开始，朱岚清着手拍摄故乡福建东山岛的风土人情照，作品被命名为《负向的旅程》。

    也说乡愁

    朱岚清从小在东山岛长大，她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直到她离开故乡进京求学。
    东山岛本是荒岛，最初只有士兵驻扎，风沙成灾。随着近代人口的繁衍，这里慢慢发展成一个颇具闽南特色的渔村。如今的东山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镇：渔村渐渐被海景房代替，海边的渔民在慢慢消失，一些人开始用现代技术围海养鱼，另一些经营起海鲜特色饭店。
    上大学之前，朱岚清的心中并没有故乡的概念。随着她北上求学，才开始回味家乡独特的味道。每次返乡，就会有一种陌生感袭上朱岚清的心头——故乡的老房子渐渐消失，故乡的老朋友纷纷涌入熙熙攘攘的城市。
    但真正让朱岚清开始怀念故乡，是她在观看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之后。“电影的很多场景充满闽南气息，很像过去的闽南村落，真正让我感受到乡愁的滋味。”
    在乡愁的触动下，朱岚清有了一种记录的紧迫感。她早早地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想抓住慢慢变淡的闽南气息。
    最初，她走访的只是家附近的村落，后来她越走越远，脚步踏遍东山的各个角落。她把自己的镜头投向美丽的海滩、杂乱的拆迁地带、在建的工地、庄重的酬神仪式、喜气洋洋的过节场面。她安静地靠近海边的劳动妇女、嬉戏的沙滩游客。拍着拍着，朱岚清的创作脉络逐渐清晰——做一本相册，用集中的方式记录家乡正在经历的蜕变过程。
    为了呈现家乡人物的多样性，朱岚清会“死皮赖脸”地缠着某个老乡求拍照。“有一次，我路过一片树林，我看到一个放羊少年。我开始拍他的羊群，我走近时，发现他跟我年龄相仿。两个同龄人因为不同的背景，现在做着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瞬间产生一种好奇心。”朱岚清说，“他一开始不愿意被拍，我就解释了拍照的动机，他被我说服了。”
    回到家，她开始用相机记录家里的场景：水槽上待宰的鱼、祖母头上的发髻、旧式的箱子。朱岚清把这些照片做成一本手工相册，她给相册取了个怀旧的名字——《负向的旅程》。“拍摄故乡，仿佛是走上一条通往幽暗的记忆与我们原初内心的旅程，所以我把作品起名为‘负向的旅程’。”
    朱岚清从小在东山岛长大，在乡愁的触动下，朱岚清有了一种记录的紧迫感。她把自己的镜头投向美丽的海滩、劳动的妇女、放羊的少年、在建的工地、参加祭拜仪式的孩子，拍着拍着，朱岚清的创作脉络逐渐清晰——做一本相册，用集中的方式记录家乡正在经历的蜕变过程

    东山岛的“神仙”

    朱岚清说自己在平时生活中，经常板着一张“社交恐惧症”的脸，偶尔在网上吐吐槽。和记者在微信上聊天时，她经常会发害羞的表情，但谈起故乡东山岛的“神仙”，她却滔滔不绝。
    在朱岚清的记忆里，东山岛弥漫着神秘气息。“东山人，家家户户都挂关帝像。我们是士兵的后代，所以对关公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是‘战神’。”朱岚清的家里就有一巨幅关帝像，记忆中，奶奶每天都会上香供奉关帝，朱岚清小时候也经常被她抓去磕头。
    除了关帝，东山人还信妈祖，“这一带的老百姓以前都靠捕鱼为生，渔民是很危险的职业，需要很强大的意念才能支撑，妈祖是‘海神’，她会保佑我们。”
    在朱岚清的记忆中，东山除了神庙无处不在，还有一种“人庙”，被闽南人称为“大伯公庙”。原来，东山一带的渔民经常会打捞到葬身大海的无名尸骨。淳朴的渔民们固执地认为网里的人骨是自己的先辈，因此不舍得丢弃。很多人把遗骨带回家，毕恭毕敬地存放在干净的瓦缸里，当“神”一样供奉，后来人骨越积越多，渔民就在海边盖了一座小庙，把各家的瓦缸集中到一起，取了个情深意重的名字：“大伯公庙”。 这些小庙至今香火不断。
    东山人和大部分闽南人一样，仍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用古老的方式过节，用传统的仪式祭祀。朱岚清的相册里就收录了东山人过元宵节的场面。
    那一天，家家户户把家里的桌子搬出来，整齐地排在村里的空地上，然后每家放好祭品，集体酬神，村民们商量着选一个角落放烟花炮竹，来迎神。早上 9 点开始，炮竹声一直响到下午三点。直到黄昏的时候，他们收回祭品，整理现场，打道回府。“我们传统的祭品是一种叫‘粿’的米饼，普通话念‘guo’, 我们闽南话念‘gui’。”朱岚清说。
    东山的村民不仅保持着祭祀的传统，还热衷“抬神”串街。碰上比较大的节日，不少村落里会举行“迎神仪式”。孩子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化上喜气的红妆，把庙里的各路“神仙”请出来，他们抬着“神仙”走入村落里的人家。“神仙”停在哪家门前，那户人家就必须全体出动，叩拜“神仙”。
    “祭祀的传统可以说是潜藏在东山人血液里的东西，像是信仰。而祭祀用的食物，是村民和大地建立的一种纽带，他们首先祈求神灵赐予丰衣足食的生活，等他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再用食物报答神灵。”朱岚清如此诠释东山人和“神仙们”的关系。
    回到家，朱岚清开始用相机记录家里的场景，祖母头上的发髻等，她还用镜头记录家乡庄重的酬神仪式、喜气洋洋的过节场面。把这些照片做成一本手工相册——《负向的旅程》。“拍摄故乡，仿佛是走上一条通往幽暗的记忆与我们原初内心的旅程，所以我把作品起名为‘负向的旅程’。”

    B=《外滩画报》    Z=朱岚清

    用记录的方式来纪念

    B：你什么时候开始拍故乡的？《负向的旅程》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Z ：2008 年我考上大学，那时我就开始拍故乡。最早我用 135 相机拍，后来换 了120 相机。《负向的旅程》是我用 120 拍的。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只是通过不断地行走去认识、去发现，在拍的过程中，我理清了创作的脉络。《负向的旅程》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我还在拍，组织上存在有缺陷。
    B：你为什么会把自己家人装进“负向的旅程”？
    Z：我觉得拍故乡，拍家是必不可少的，家是故乡重要的一部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家人只是一种距离的概念，本质上说他们也是东山人。在拍照的时候，我有时会把他们当作“陌生人”，希望抓住他们自有的性格与生活状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B：你拍陌生人的时候保持什么距离？像照相馆的摄影师？还是像新闻现场的摄影记者？
    Z：两者都有吧。如果被拍的人沉浸在自己某种状态中，他没发现我，我可能就开始拍。如果被他发现，我会用微笑打招呼，如果他不排斥我，我就继续拍。
    碰到一个行走的人，我又很想拍他，我会请他停下来，我不会特意要求他们呈现出何种姿态，只是等他调整出自己适合的状态就会拍下来。
    B：你的相册里有一些儿童的人物特写，比如骑摩托车的小孩？你拍儿童是为了纪念童年吗？
    Z：其实，我拍的小孩不是很多。我拍人，一方面看人和环境的融洽度，一方面看人物本身是否吸引我。拍那个骑摩托车的小孩时，并没有想到说要纪念自己的童年。当时，我看到他身边是延伸的村落，他的母亲正在一旁农作，我就想到他可能在等待他母亲下工回家，是当时的场景触动了我。
    B：你拍的家乡风景有的唯美，有的比较现实，为什么会做这样的组合？
    Z：当我路过一个地方，拍下它时，我并没有觉得它是属于唯美或是现实的，我不会给照片做这样的分类。它们都属于这个岛屿上现实存在的部分，就像美丽的海滩上可能出现的水管，或是树丛中的塑料袋，我不会因此避开它们，因为它们跟这里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B：你的故乡有很多祭祀酬神的仪式，你参与吗？你觉得是迷信吗？
    Z：我不觉得这是迷信活动，我反而觉得这是亲情传承的方式。中国人在感情表达上比较拘谨，但在酬神祭祀的场面，会流露出一些内心的愿望。比如，我奶奶每次拜神的时候，就会祈祷我身体健康，她永远说不出“我爱你”这种话。但面对神像，振振有词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很爱我。
    B：相册中，你的奶奶穿着传统的服饰，梳着传统的发髻，她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吗？
    Z：对的，我奶奶是个传统的家庭主妇，洗衣做饭。她的生活方式几十年不变，她穿衣习惯也是，我的妈妈会给她买一些新款式的衣服，但她都不会穿。她梳的发髻也很少取下来，除非洗头或者睡觉，连午睡，她也很少放下来。
    B：你觉得“乡愁”主题有些泛滥吗？
    Z：确实有些泛滥，不过这和时代有关。中国很多地方都在城市化，让很多有故乡的人失去了故乡。但我不会因为题材泛滥就不去做，因为故乡存在我的心里，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议题。我以后肯定还会做很多不同的题材与作品，这组关于故乡的作品作为我创作的开端，可以更好地对自己做一个梳理，也可以更踏实地走下去。
    B：你拍故乡是为了记录、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自己？
    Z：都有吧，是从我出发，用记录的方式来纪念吧。我记录下这些即将离开我们的生活场景，这对于我自己来说很重要，对于这片土地的现在与未来也很有意义，甚至可能激励故乡人去关注这个岛屿最平凡但真实的一面。
    B：你的相册里，有不少工地的照片，工地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Z：其实我一直还蛮喜欢拍工地，我在城市里经常拍一些工地，城市里的工地总是用围墙或布遮掩起来，人们每天从那里路过却从不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而一栋栋建筑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我觉得工地代表某一种人跟城市的关系，同时它也是一种中间地带，介于自由土地与完全投入使用的土地之间。我相册里有一张带火盆的工地，火对于我来说是自然的力量还有信仰，当它出现在一个工地里时，我就毫不犹豫地拍下来。
    B：你从小在农村长大，你对自己故乡的城市化有抵触情绪吗？
    Z：我作为一个离开了很久的旁观者，当然会有一些失落的情绪，但我想那些真正生活在故乡的人更有发言权。不过，我还是会记录下那些很可能即将离开我们的生活场景。
    B：你在北京读书，后来去了台湾，你更喜欢哪里？
    Z：其实，我在北京过得蛮充实的。北京的艺术氛围很浓，我喜欢摇滚乐，经常能看到我喜欢的乐队演出。
    B：拿到大奖惊喜吗？你有“少年出名”的感觉吗？
    Z：拿奖是很惊讶，我最初只是希望把展览做好，希望参观者能记住我的作品，并不是冲着拿奖去的。
    B：你这次获奖后，外界存在很多争议和批评？你怎么看的？
    Z：其实，每个奖项都会有争议，对于有些攻击我会无视，但一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我会认真看，思考和反思。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继续做自己新的作品，因为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同你的作品。
    B：你喜欢的摄影师有哪些？
    Z：在我大学念新闻摄影时，我很喜欢 Mary Ellen Mark。后来，我比较喜欢的有法国摄影师 Bernard Faucon，加拿大摄影师 Jeff Wall、德国摄影师 Simone Nieweg、日本摄影师米田知子，还有今年三影堂摄影奖评委、德国摄影师 Candida Hofer。
    B：他们对你的作品产生影响吗？
    Z：我和他们完全是不同风格吧，在我的作品里看不出他们的影响痕迹，但他们确实影响到我的创作过程，我想是宏观上的吧。
    B：你以后想从事什么行业，想好了吗？
    Z：自由创作者。大学期间我去实习过，我不喜欢那种朝九晚五的节奏，实习的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活得很压抑。主要原因，我比较懒散，（笑）我喜欢按自己的节奏做一些创作的事情。